环境权(2)

　　三、环境权作为独立人权的障碍

　　尽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支持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但是环境权成为独立的人权依旧是存在缺陷的。

　　1、概念的不确定性

　　首先国际法上对“环境”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而对环境权的概念更是难以定性。环境权保护的范围如何界定？环境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如何认定？凡此种种都很难与传统的权利相互协调，并且目前两个联合国附属委员会也不能确定环境权的概念，再其报告中都是使用了主观价值判断的产物，如“健康，繁荣的环境”、“令人满意的环境”等等。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定义问题可以通过关注更具体的事情来解决。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的标准可以通过环境质量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标准来衡量，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尺度则可以通过对申报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来把握。Kiss 和Shelton更青睐的一种方法是，正如对人权的解释那样，既然无法用抽象的语言作出理想的环境定义，那么就让管理机构和法院去解释。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环境权因其相对性而不能由国际人权法给予其一个普遍意义的概念。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即使给出定义，国际法院比国际组织更能很好的履行职责。

　　其实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影响联合国努力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国际环境政策的中心目标，也没有影响国际法院和政府间组织将其作为影响他们决定的法律准则。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是不可克服的问题。

　　2、人类中心主义学说

　　反对者认为人权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环境权是生态主义思想，这二者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其实国际上很多条约的目的是为人类的利益，但是也并未忽视自然生态系统和非人类物种的环境内在固有的价值。例如1959年《南极条约》、1972年《世界文化遗产条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换言之，即便关注的焦点在于人类的利益，这个概念也因其广泛的内涵而与生态中心论难以区分，并非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制度层面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议主要是在结构上，人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需要在广泛的决策过程中进行整合，能够考虑到后代的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空间的共有利益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通过国际合作和监督制度达到多种利益的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实现的。对此，笔者认为，环境权应该置于可持续发展法律的中心地位，并没有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而走向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人权在保护人类的安全环境利益和将环境和人权运动联系起来方面可以起到一个正当的角色，采用这样一种调和主义方法再附以其他规范，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重大缺陷。

　　3、多余的权利

　　反对者认为，即使国际法不将享有良好的环境的权利单列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环境权也可以通过其他现有的条约权利衍生出来，特别是1996年《联合国民事与政治权利公约》，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和1969年《美国人权宣言》中的生命权、家庭生活权、财产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因此设定环境权为人权对国际法现有内容毫无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要求健康、适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这样的概念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法律权利、义务和制度之间是需要复杂的平衡的过程，而且在当前，不可避免的把经济发展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很多人尚未意识，或者正在开始意识的过程中，个人的环境权和社会发展的利益需要得到公正的平衡。当代人和后代人要求居住在可以维持合意的生活质量的适当环境中，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无须论证，虽然现在有很多行为将现有人权进行“绿化”，如从生命权等衍生出来，但是这项权利范围不确定，不同条约规定不一样，很难取得国际上一致的结果，而且很少获得国际支持。再者，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案子的时候，如Guerra诉意大利案，把环境保护解释为公约的目的与宗旨之一，但又藉此认为环境权是以人权为基础派生出来的。这不失为是对环境权可以作为独立人权的一种暗示。

　　结语

　　吕忠梅教授曾认为：“环境权是新型人权，环境权将人权和环境保护目标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两者最终都要寻找在现存地球生态系统条件下取得人类自下而上质量的最优化。”环境权的实现不仅是人权实现的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人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