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族群语言平等法制述评(3)

　　（二）族群语言立法的另一面：工具性的语言立法和单一族群立法的语言条款

　　“语言基准法”立法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台湾地区族群语言法制建构的停步。台湾当局通过替代和迂回的方式，从两个面向进行了族群语言法制的建构。第一，工具性的语言立法，在语言的交流价值和身份价值间寻找折衷。“乡土语言重建运动”放大了语言的身份价值，反而湮没了语言在交流价值方面的工具性功能。与语言在型塑身份认同方面的价值相比，社会个体可能更加关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价值。①因此，台湾当局借助语言的交流价值，在有关语言的工具性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法制成果。2000年4月通过的“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是这些法制成果中的典型代表，也是台湾地区迄今唯一一部以语言平等保障为立法目的的法律。该法第4条将“语言”定义为“各不同族群所惯用之语言”，规定大众运输工具除“国语”外，另应以闽南语、客家语播音，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播音，由各地方公权力机关酌情决定﹙第6条﹚。“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法”将语言的工具价值和身份价值进行了折衷，运用语言保护中的“社会区隔”原理，②在大众运输事务中，型塑了高阶语言和低阶语言并存的局面，防止高阶语言的无限制扩张，为各族群语言的平等创造条件。同时，这部法律还注意到少数族群语言的特别保护与通用语的关系，没有如后来的“语言平等法草案”、“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一样，对少数民族语言作出一一列举式的机械性规定。“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的出台表明，在族群对立和党派矛盾暂时无解的情况下，工具性的语言立法是台湾地区族群语言法制的一个可行路径。第二，在为单一族群订定的“族群基本法”中载入“语言条款”，实现对少数族群语言的特别保护。语言是少数族群的核心要素，因为正是语言让该群体得以维系日常交流，表达愿望的需求，反映该族群世界观的本质，语言尤其容易成为族群主义的象征。③台湾当局在为单一族群订定的“族群基本法”中，规定了对该族群语言及语言权的保障条款。“原住民基本法”是规范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专门法律。该法在第9条、第12条和第30条规定有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能力验证等内容。“客家基本法”是规范台湾地区客家事务的专门法律。由于对客语和客家文化的保障，是客家运动的原初目的，因而也成为“客家基本法”的重要内容。④“客家基本法”在界定客语、保障客语和客家文化的具体措施、确认客语与其他语言的平等关系方面，都对客家运动在语言方面的诉求作出了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语言基准法”缺失而留下的法制空白。由于台湾地区所订定“族群基本法”主要针对处于“双重少数”地位的客家族群和少数民族族群，因而对于克服语言的“沉默地带”效应有所助益。

　　三、结语

　　尽管族群语言曾经和正在被“台独”群体用作一项政治议题，但就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族群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族群文化，是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各族群语言的平等关系，亦是台湾地区各族群民众、尤其是少数族群民众的重大关切。因此，在台湾当前的政治格局下，法制不仅是台湾地区各族群争取语言平等的成果，而且体现了各族群坚持本族群文化的品格。从法制面对台湾地区族群语言问题进行叙述，对于客观认识和分析台湾当局和台湾地区各政治力量的族群语言政策颇有裨益，对于保存优秀的台湾族群文化资源，强化台湾地区各族群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有着现实意义。当然，台湾地区的族群语言法制建构工作尚未完成，未来台湾地区族群语言平等的前景和法制化成果的展现方式，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更加精细化的研究。

　　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