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六姐妹》的艺术表现问题(2)

　　月芬不过是一个小女子，没有豪言壮语，不会讲大道理，更不会去主动影响别人，却使观众感动不已；被导演视为第一重要人物的兰花却只能叫人敬而远之，不能唤起心灵的共鸣，因而被作为第一主演的范志博未能在观众的心中掀起情感的波澜，而被当作第三主演的李念却让观众唏嘘不已、心潮起伏。显而易见，这部电影中李念比范志博成功。所以，应该让李念来做第一主演，而不是范志博。

　　三、人物刻画及演员的表演问题

　　兰花这个人物形象不很成功与范志博的表演功力没有直接关系；月芬作为艺术形象很成功，说明李念的表演是出色的；春英独自一人承担失去丈夫的痛苦，以免让年迈的婆婆受打击，其坚忍让观众动容，刘琳的演技胜人一筹；秀儿聪明伶俐，代父支前，其秀美的形象留在观众的记忆中，彰显了张璇的功力；小鹤天真烂漫，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却勇往直前，观众喜爱不已，透出王莎莎不俗的表演天赋；童养媳黑燕悲惨的身世牵动观众的心弦，在战争中她觉悟了，为支持战争无私奉献，曹苑的表演严谨、出色。

　　其实，影片中的几个次要人物，塑造得也较成功，演员的表演也多在水平线之上。春英的婆婆，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代表。她有最博大、最圣洁的母爱，有大地般宽广的胸怀；像大地一样的坚忍，像大地一样默默奉献着。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先后为国捐躯，她都无怨无悔。老演员曹翠芬的表演朴素自然，功力深厚，从外形到言语、动作，俨然是沂蒙山革命老区那些善良的、有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可亲可敬的老妈妈的典型。

　　秀儿的爹把儿子大壮骗回家，又将其骗进地窖里，说等打完了孟良崮战役再放出去。他是战争年代农村中带有一点私心的农民典型。演员的表演很自然，造型也很逼真。但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时有两点不妥当：听说部队来了，他让老伴赶紧把鸡蛋都煮了来慰劳战士们，这与他设法骗儿子回来的举动是矛盾的；战斗要打响了，兰花动员村民支前，他也积极行动起来。观众不禁要问他的“进步”有这么快？这一转变是否太突然了？影片并没有哪些戏能够说明他“进步”的理由。看来这一人物刻画方面出现纰漏了，当然这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导演对这个人物琢磨不够。

　　二宝是黑燕的“小丈夫”，只有七、八岁，情窦未开。他喜欢黑燕，但也只是弟弟对姐姐式的依恋。从影片看小演员的表演明显带有成人化的倾向。影片有一个镜头：二宝趁黑燕不注意时抢去了她做的鞋垫，黑燕边追边喊：“你还给我。”二宝说：“这鞋垫比我的鞋都大，给谁做的？”黑燕说：“给队伍上做的。”二宝说：“是谁呀？”二宝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的举动，其形象及演员的表演是高度成人化的。影片是想通过这出戏展示黑燕的觉悟，赞美她无私的拥军行动；但这一设计却失败了，不但未能体现黑燕的性格，反倒把二宝变成了一个善于吃醋的“情郎”。

　　《沂蒙六姐妹》中的六姐妹是以沂蒙山区久负盛名的“沂蒙六姐妹”为原型的，但电影中每个人的姓名都是虚构的，其性格、经历却是有一定依据的。影片表现月芬作为新嫁娘羞涩、腼腆的性格，同时又大胆表现她对未谋面的丈夫南成的思念，多角度细腻地传达了她对丈夫的思慕之情，几个特写镜头以及摇动镜头的运用都给观众以强烈的艺术震撼。这种手法体现了叙述加心理分析的人物塑造艺术，不是叙述完故事，人物的性格就结束了，而是在故事叙述中加上特定的电影刻画技法，把人物性格的“内面世界”揭示出来。对兰花的刻画，影片手法较为单一，几乎没有表现她的“内面世界”，因而很难感动观众。对春英的塑造，手法很有变化，叙述、心理刻画都有，特写镜头也有，因而较成功。对秀儿、黑燕、小鹤的刻画，也都注意通过叙述、心理刻画的方式塑造性格特点。不过，总起来看，可能受真实人物的某种影响（“沂蒙六姐妹”至今有两人健在），导演在进行艺术创造时不免有些拘束，影片中也未使用更多的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如通过幻觉、无意识、潜意识、梦境、闪回等）。这说明在“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存在着难以处理的困惑。[3]

　　七十多年前孙瑜就指出：“导演是一个影片的灵魂”，“对于一部影片的成功或失败是直接地负着绝大责任的”[2]187。《沂蒙六姐妹》艺术表现方面存在的上述不足或缺憾肯定是与导演有关系的，如果导演的相关工作做得细致一点或其业务能力再强一些，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那么影片取得的成绩也会更大。

　　[参考文献]

　　[1]夏衍.杂谈改编[J].中国电影，1958（01）.

　　[2]孙瑜.电影导演论[A].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最新修订版·上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6.

　　[作者简介]赵永平（1973—），女，山东鱼台人，文学博士，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