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中的父权危机

　　[摘要]本文结合拉康的“父亲之名”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对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读，在相对微观的家庭层面和更宏大的宗教、政治层面上，阐释和分析了该电影中“父亲”形象和“父亲”功能。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影片反映出了当代伊朗原有的父权社会秩序正在遭受严峻的挑战，并且这种秩序危机是发生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等诸多方面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亟待尽快被建构起来。

　　[关键词]《一次别离》；拉康；弗洛伊德

　　在过去的两年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在全球各大电影节上所斩获的奖杯数不胜数，对于该片所获得的荣誉，许多人不无质疑地表示这不过是因为“政治挂帅”的评奖理念占了上风，艺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可否认，《一次别离》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控诉因素，但是它绝不是政治环境的传声筒，其中还包含了更为可贵的对普遍人性的人文关怀。影片名为《一次别离》（A Separation），Separation一词在英文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解除原有的紧密关系，出现隔离和疏远，在更严重的意义上它有分崩离析之意。影片为我们展示的“别离”是多方面的，它至少出现在几个方面的关系上：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阶级关系、私欲与宗教道德、公民与国家等。分离就是贯穿于整部电影的主线索，但是各种各样的“别离”中普遍都透射出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父亲”形象，“父亲”的功能在种种情景中都得到了体现。本文意在运用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影片中的父亲形象、父亲功能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家庭中的“父亲”

　　在电影的开始，导演用长达3分多钟的长镜头为“别离”拉开了序幕，情绪激动的男女主角为协议离婚而在法官面前发生争吵，引起这次争吵的症结就在于“父亲”。女主角（西敏）为了让女儿（泰尔梅）能有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希望一家三口移民国外，但是男主角（纳德）因为需要照顾患痴呆症的父亲而拒绝移民，于是矛盾不可化解。纳德作为父亲，不允许妻子独自带走女儿；作为儿子他不肯放弃亲自照料父亲的职责。妻子问丈夫要求留在国内的理由，丈夫回答：“我父亲，我不能抛弃他，还要别的理由吗？”对于女儿的去留，纳德也是信心十足，“我们的女儿要跟着我。她才不想跟你走呢。”与妻子西敏焦急与无奈的神色相比较，作为父亲的纳德在第一轮较量中获胜了。

　　法官之所以更加支持纳德，是因为纳德的理由更有力：父亲需要照顾，并且作为父亲有权决定女儿的去留。我们在此可以引入拉康关于“父亲”的理论。拉康曾经提出过“父亲之名”的概念，它是被用来“指称象征性父亲或父亲隐喻的术语，是使规则和意义系统生效的能指。通过自身的权威，这一能指限制着意义的内在滑动并固化社会关系”[1]。纳德患病的父亲在肉体上虽然失去了力量，但是作为拥有“父亲之名”的人，作为一个“能指”它能够限定儿子、及其家庭关系的构造。“‘父亲之名’的威力正是能指自身的一种行动性力量，它意味着象征性父亲的问题在于这个父亲不过是象征的而不是现实中的。”[1]

　　回到家中，女儿泰尔梅对于母亲西敏的离去不满，她更多地倒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对于女儿而言有着绝对的权威，父亲也在极力地维护着自己的这种权威，电影中纳德给泰尔梅听写单词的情节就是最好的佐证。父亲提问，女儿回答，一旦有错父亲马上纠正。关于“担保”一词，学校教给女儿的是阿拉伯语的拼写方式，父亲决然地否定学校的说法，坚持让女儿用波斯语拼写。女儿用教科书来质疑父亲，父亲则说：“错了就是错了，不管谁说的谁写的。”而事实上，他自己对于到底该怎么拼写也没有把握。这种独断的家庭教学是经常进行的。“拉康认为，每一个‘我’都是被语言询唤成主体的，象征使人成为人”[2]，是语言在构造人的自我意识。那么在这里，泰尔梅反复地接受父亲的话语询唤和规训，不但构造了她对父亲的服从人格，同时也不断地形成对纳德父亲身份的确认。“我在语言中认同了自己，但是这只是作为客体丧失在语言中后才做得到。”[3]也就是说，泰尔梅在父亲的他者语言质询中，丧失了自我。所以在后来，当西敏告诉她父亲是故意犯罪的时候，泰尔梅并不相信，她向自己的父亲去求证，她更愿意相信父亲给她的解释；在面对预审法官的盘问时，她为了使自己的父亲免于牢狱之灾而不得不违心地撒谎。在女儿知晓自己的罪行时，纳德仍要维护自己的父亲形象，他对女儿说如果她觉得自己有罪，他就会对被伤害的拉齐埃赔罪。泰尔梅还是屈服于父亲了，父亲的形象虽然开始动摇但还是没有倒下。在纳德准备向拉齐埃支付赔偿金的时候，他要求女儿在场见证，也就是为了再次确认自己作为他者在女儿心中已不太牢固的地位，以求“父亲之名”被重新巩固。

　　泰尔梅离开父亲时的态度是决绝的。最后泰尔梅还是需要在父亲与母亲之间做一次痛苦的选择，尽管我们最后没有看到泰尔梅的决定，但是肯定的是“父亲”在家庭中受到了严峻的威胁。

　　二、宗教和政治的“父亲”

　　在影片中，宗教的力量可以被认为是另外一种“父亲”，一种更崇高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宗教的产生源于保护自身免受自然强力之害和制衡文明带来的社会缺陷，神的一大功能就在于“补偿文明的生活所强加于它们的痛苦和贫困”[4]，并且人被自然条件限制的越少，这种功能就越强大。在现代社会中，宗教主要的就是在道德精神上化解人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