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间

　　中西之争从晚清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冲突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个领域，它不是平等的交流、争论、争辩，而是残酷的斗争。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它是伴随着强权、战争而来的，在强权面前其实没有选择余地，属于被迫面对或接受。优秀的文化是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共同财富，例如科学与民主无疑是两支进步力量，但其他方面未必都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画的走向也困扰着许多人，西方的绘画技巧和观念以及文艺、哲学理论等到底能对中国画起到什么作用？是全盘接受而放弃自己，还是折中主义或者固守自己呢？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依然存在。在看似和平的状态下，文化之间的交流、接触越来越频繁，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出现了缘自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种种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文化有的早已深入人心，很难简单地剥离与区别。但是中西的差异、中西的争论还是最为突出的，对人们来说形成一个对两种不同道路选择或接受的难题，至少在观念上、生活方式上不是说所有的人接受起来都轻松自然。在现代环境中成长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首先，纯粹的中国文化在现实环境中难以落实，生活基础、生活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衣食住行都极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那么一个纯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方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就未必能够顺利适应；其次，在中西两种文化面前无法分辨或选择，现实的利益与个人的爱好会有冲突，实用与理想（内心）不能统一。类似王国维所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人们经常会遭遇感情与现实、理想与实用之间的斗争。

　　洋务运动掀起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潮，在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呼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期间也有过一股“整理国故”的学术风气，到现在，有多少中国固有的学术还在继续、还能够在大学设立专业？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人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不论哪一种，“中学”“西学”都不可缺少。如今，现代人对于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年以来，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或追求来衡量中国学者，那就是“学贯中西”。民国以来的许多学者都有留学的经历，有的东渡扶桑，有的负笈欧美，又因这些人在出国之前，大都有很好的国学根底，所以学成后便自然“学贯中西”。

　　其实，中西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始，古代丝绸之路联系了中西文明，艺术也在这些文化交流当中相互影响，早在古希腊时期，“希腊人和黑海附近的人们，在长期和中国人通商的当中，希腊艺术也传播到中国来了。不过有横断里海的北路而传到天山北路来的希腊艺术，大概已波及于万里长城以北的蒙古方面。”（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西相互通商更加频繁，伴随着通商中西艺术也相互传播。早期中国绘画也吸收了一些西方艺术的方法。例如张僧繇能画“凹凸花”就是天竺画法。不过总体上中国绘画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向在演化。汉代以来，有一种外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佛教，在当时印度属于西域，不过今天看来印度依然属于东方文明这个体系。而且它被中国这块土壤吸收，成为艺术的养料。

　　在西学大量涌入中国后，我们的许多文化形式都使用了类似的称呼：国学、中学、国医、中医、国乐、民乐、国剧、国文、中文、国画等，这当然首先是与西学相区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固有学术有其各自的现实意义。如果说自然科学、技术只会保留或选择一种最有效、最经济的表达方式，那么，人文科学则不是这样，它的有效性常常与具体环境当中的人的心理有关，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李白的诗歌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无法说哪一个更好，可以有个人爱好不同，但无法绝对地比较短长。所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字、语言、学术、艺术自有其现实意义，它的存在根基正是在于它对于本民族人们的生活、心理、性格的意义或作用，或者说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交往的方式、人格实现的方式，它与民族性格相适应，在这样的方式中可以获得某种自由的体验，所以有一种立足于地区、民族心理的价值判断。

　　中国画不同于西方的绘画，顾恺之不同于达·芬奇，周昉不同于拉斐尔。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从形式到精神都完全不同。中国画在这场文化交往中是一个小的方面，不少人认为中国画几乎像中国的科学一样落后，因为当人们用一种科学的或者近于西方的标准评判时中国画当然显得到处都有问题。在历史上晚清的中国画有一种萎靡的气息，这使得人们在判定时无法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