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铃声的符号学分析(2)

　　奈特教授的反应：有人在给我打电话。

　　周围听到铃声的一些人的反应：他喜欢古典音乐，是音乐学院的吧？这曲子还挺好听的。

　　奈特教授的学生：我想起来了，这就是给我们上《聆听音乐》的那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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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样一段音乐，不同的接受者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意义，这便是符号感知片面化的结果。“符号载体只是与接收相关的可感知品质之片面化集合……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的集合，而只是与‘注意类型’相关的某种感知的临时集合。”④符号接受者对符号进行片面化解释，从而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对手机持有者而言，任何声音在接受过程中几乎只有一个意义——电话来了。而对于其他接受者而言，则有可能产生丰富的解释意义，如手机品牌、个人喜好、道德素质（比如在安静的公共场所是否调节音量）等。铃声就像是一件服装，向周围人展示自身。

　　手机持有者接受来自信息发出人和铃声制作者的信息，而旁人得到的符号信息却源自手机持有者本人，完全类似于服装挑选，只不过流行服装有庞大的书写体系，而铃声却没有，或者说少得可怜——我们在铃声下载网站上只能得到非常简单的分类：搞笑铃声、特效铃声、纯音乐铃声等。挑选铃声看似是个人活动，实际上却是为他人而挑选，铃声的多样性对手机持有者而言几乎没有意义。

　　三、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

　　任何符号都可以进行皮尔斯所谓的无限衍义，由解释项而产生新的符号，而“任何具体的解释行为，都要停止在某一点，至少暂时停止在某一点”，这种“发出者意图中期盼解释的理想停止点”⑤叫作“意图定点”。手机铃声的意图定点有三种：一是手机厂家希望品牌得到识别；二是信息发出人期盼的“信息告知”，即手机持有者在接受到铃声后产生的片面化解释；三是手机持有者所期盼的他人的评价。这三种不同的意图定点集中在一个符号文本中，有时候便会产生冲突：一方面要求迅速、高效、简洁，另一方面要求个性与丰富。

　　除了上述冲突之外，手机铃声还有一个单独音源与城市声景的问题。声景问题最早由加拿大音乐家谢弗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谢弗和同事在温哥华进行世界声景的课题研究，目的是“理解人们自觉感知环境的方式以及探讨协调整体声景的可能性”。⑥在公共场合，他人所感知到的手机铃声属于声景的问题。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不同手机铃声和声景类型的喜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日本一项研究按人们对不同声音的喜好进行排列，得出的结果是鸟类、潺潺流水、昆虫、青蛙、波浪和风铃排在前面，有45%～75%的受访者喜欢这些声音，而25%～65%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排在最后的五种声音来自摩托车、发动机、施工、广告车和酒店的卡拉OK，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讨厌这些声音，然而仍有部分人表示不喜欢也不讨厌。⑦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自然声音的喜好要高于人工声音。然而另一项针对手机铃声烦恼度的调查研究表明，动物的叫声比真人真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烦恼，如表2：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是调查人员将手机铃声与声景进行了区别，使得被调查人员的关注点转移到了铃声上，而不是被打扰时的声景。研究的另一项结果表明，不同环境中人们对手机铃声的反感度也不同：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铃声类型，不同的环境，让人们对铃声发出者的评价都有不同的影响。这种讨厌与反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意图定点不协调而产生的。就声音类型而言，作为声景的铃声最好不被人识别，因而自然声最能被人接受，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满足持有者需要的提示意义——他自己也会难以识别，所以需要一种“另类”的声音；铃声一旦被识别，其他接受者就会进行解释，产生对持有者的评价。但是，不同的场合对他者的解释进行了限制，比如在会议中来电信息需要简洁而高效的传达，即只需要持有者的意图定点，因而振动或者简短轻柔的嗡鸣十分合适，如果这时持有者继续发送符号信息——我有一个来电，那么不论其铃声多么柔和高雅，都会让人反感，从而让持有者的评价进入了一个不道德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