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一九八六》中的“他”与“他们”(2)

　　除了家庭关系的断裂外，另一方面就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大众的疏离。虽然大众是由个人聚集而成的，但是它与个人又是相互分离的，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他们”是冷漠的。在十多年前，“他们”看到街旁的死人只是看了一眼，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水，可见他们对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当初春时节，“那人”（指历史教师）重新走进这座小镇时，“他们”几乎在看到“他”的同时也把“他”忘掉，甚至连“他”的自罚表演“他们”都没有工夫没有闲心去关注，可见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是“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有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所以，本性的好奇心和大众的盲从也会驱使他们去看，但绝不是出于关心，而是担心个人的利益被损害。而且他们要占得一个最好的位置去看，例如他们在看他“劓”时，一些孩子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在自行车上，他们并不关心这种刑罚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疼痛，也不在乎看的内容是什么，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就行，在确定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后，他们会“像墨汁一样一滴一滴被弹走”。可是当受到危害时，他们却本能地挤在一起，纷纷向后退去，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站出来的，连职责所在的交警也要和几个年轻人交涉好才将“疯子”捆起来，“疯子”也像十多年前一样被“他们”带走，他在冷漠中死去，可尸体却还要被骂着扔到板车上推走，就连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会蓦然地在心里感到轻松，妻子甚至不由得笑了起来。即使春天的阳光融化了大地，但环境的暖与人情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众与个体的疏离依然存在着，甚至更为糟糕，“疯子”的自残行为连大众的恐惧都引发不起来了，只是成为了他们的笑资，当其他的趣事接踵而至时，他们便转移了目的地，因为他们只是“他们”，而他只是“他”。

　　在这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大众与个人始终是对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在“个体——群体——个体”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关心与关怀，有的只是冷漠与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娱乐与被娱乐的转换。而看过之后，“他们”便遗忘了，十多年前的那场动荡已成为了过眼云烟，连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也被一次次的粉刷给彻底掩盖住了，过去已经被遗忘，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现在，也更期盼着美好的未来。他们要不断地向前走，尽情地享受春日的阳光，享受年轻的时光：女孩子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读起了琼瑶的小说；男孩子们揣着香烟走进了俱乐部；他们共同渴望着爱情，追寻新鲜的事物，苦难都已经被忘却了，虽然生活是需要继续的，但历史却并不如烟。“他”与“他们”在矛盾运动中继续在每段历史中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必然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

　　其实，《一九八六》中“他”与“他们”的关系也正是先锋文学所面对的大众与个人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在与大众隔离之外承担了历史责任，也为以后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又必须得到大众的承认，迎合大众的需要。小说中的“他”是一位历史教师，对历史知识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也是一个反叛者，或者说是一个先锋者，“他”在面对整个群体的不可抗力时，要么选择臣服，要么成为夙敌。可在这两者之间，“他”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形成凝聚力来排除“异己”，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尊严而选择了精神上的叛离，“他”深知现实是无出路的，但是十多年后“他”再次回来，这种境遇仍旧没有改变，最终只能是肉体上的消逝了。也就是说，大众与个体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不能保证对立或反叛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坚持一种先锋精神，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

　　参考文献：

　　[1][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童庆炳.拷问自我——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再思考[J].文艺报，1989（2）.

　　[3]鲁迅.鲁迅全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庞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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