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一九八六》中的“他”与“他们”

　　摘要：《一九八六》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方——“他”与“他们”，本文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窥视个人与大众的对立统一，进而分析先锋文学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面对的问题以及承担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他他们个人大众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1985年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大多文学作品从物质层面转向了文化心理层面。从其社会背景来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人们察觉到人民群众的文化观念、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等是影响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文化开掘为目标的文艺思潮恰好迎合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需求。这符合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政治到文化的演进过程，又符合人们思维活动从物质文化层面到心理文化层面的逻辑规律，而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必然会映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先锋文学恰好承担了这一历史责任。

　　所谓“先锋”并不是完全反传统的，只不过是在追寻个性存在的确定，与此同时也要满足大众的需要，从而得到大众的认可，这两个方面恰好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双方。在一系列的先锋小说中，余华的《一九八六》反映的正是这个问题，《一九八六》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事件，是小说题材从集体到个人转化的枢纽，可以说，余华在民间个人叙述立场上讨论了大众与个人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九八六》讲述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经过十多年的动荡变成了神志不清的“自戕者”，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只以“他”和“他们”来替代，而第一类的“他们”的集体行为却阻碍了时代的发展，甚至在这场历史事件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

　　“他们”以维护集体的荣誉和利益为名义破坏了大部分社会关系，扰乱了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这种处于集体势力掩盖下的行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所以“他们”可以闯入别人的家中进行肆意毁坏，甚至残害他人的身体，看似他们是要打破固有的等级制度，实质上是在与自身的命运做抗争，“他们”要成为主宰者，不仅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包括其他人的。“他们”认为这一切的实现必须通过暴力的手段，于是群体潜在的暴力因子被狂躁的时代激情所激发出来，而“文革”恰好予其合理、合法化。其实这也是群众的本性使然，“所有生命的本质是维护和肯定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维护它之存在的本能趋势”。在这种群体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个人形成一个群体时是处于无意识的，而在这种境况下知识分子“不是异化为狼，就是异化为羊，除了‘紧跟’，除了服从之外不能有任何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而小说中的“他”却在这种排挤之下异化为第三类——精神逃离者，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意识。从根本上说，“他们”破坏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比物质破坏更加令人感到绝望与无助，身体的伤痛和心灵的裂痕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上，因此小说中的历史教师“他”在外在环境与个人独立的矛盾挤压下变得意识恍惚。即使“他”的肉体再次回到了小镇，但精神却无法回归了。

　　由此可见历史是被大众破坏的，但后果却由个人来承担，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平衡性，而当这种大众的集体关系具象到个人的家庭关系时更为失衡。在动乱时期，家庭给予我们的不是温暖，而是薄凉。在历史教师销声匿迹的几年后，他的妻子竟然平静地改嫁他人，而当“疯子”回来时则感到焦虑不安，直到“疯子”死了，她才仿佛如释重负地重新梳理好自己，可见人与人之间是何等淡漠，所以个人在群体动乱时是没有归属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国集体观念是根植在每个人的信念之中的，我们相信自己对历史是有责任的。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连最亲密的关系都可能反目成仇，所以十年浩劫结束后，人们再次反思这段历史时不得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怀疑，知识分子会抱有反传统的心态，他们怀疑一切，争取个体的独立地位，这也是集体主义长期压制的必然结果。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现状也加剧了这种境遇，改革开放已经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将商业化的合约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连最稳固的家庭关系也变成最脆弱的契约关系，人们必然会怀疑历史传统是否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