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平凹《腊月·正月》探析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2)

　　大众群体敬畏强权。“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肠心慈所动！”韩玄子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在公社干部中的根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村子的统治权，比如他可以为乡邻代买化肥，他也可以为巩德胜申请营业证。在买公房的事件中，“气管炎”的选择就说明韩玄子的声望和权力远远要胜于王才“十元钱”的物质诱惑。对于“气管炎”来说，拒绝韩玄子青睐的同时也就相当于拒绝了村中的统治阶级，拒绝了他所生活的社会本身。他自身将会为此而受到精神和舆论的强大压力。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对于强权的依附，可以让他在生存集体中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小说中最精彩的一幕莫过于韩玄子办送路酒那场，村中的办送路酒是有其背后意义的，它既是一种黏合剂，使大众群体之间的成员关系更加和谐，同时也是在提醒大众群体，要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所处的地位。横在村民们面前的选择是：如果追随王才，就会失去参加韩玄子送路酒宴的资格，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于群体中的信心，失去了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生存的资格。因此，对强权抱着敬畏恭顺心态的村民们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去韩玄子家参加送路酒宴。被点名拒绝的秃子、狗剩惶惶不可终日，只得派老婆娃娃来送上礼钱。但县委马书记的出场使故事情节急转直下，本以为会来参加送路酒宴的马书记不但没来，反而是直奔到王才家去拜年。当这消息传到酒宴的时候，便出现了小说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听到秃子叫喊，就炸开了，说：‘什么？马书记不到这里来，去王才家了？’有人立即跑出来看热闹。更多的人则是疑惑不解，以为是谣言。出来的人看见了秃子。秃子的老婆正对秃子说：‘饭还没吃呢，我已上了两元钱的礼了！’秃子说：‘不要了，只当是咱丢了，失了，喂了猪了！’”“这一下，院子里的人都知道马书记是真的不到这里来了，有一些人就向王才家跑去。人一走开，民心浮动，十人，二十人，也跟着去了，院子里顿时少了许多。”“就让侄儿队长安排客人入席，队长喊‘气管炎’，让把桌子往堂屋里搬，把所有门扇卸下往院子摆……但队长喊了几声，却没了‘气管炎’的人影；他早到王才家去了。”村民们的反应虽然显得滑稽浮夸，但却是真实地反映了大众群体的心理。对于权力的渴望与顺从。相比于韩玄子，县委马书记象征着更高的权力，代表着更主流的意识。强权政治对王才的支持，不但使村民瞬间调转了阵营，就连对韩家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就骂了，你把我怎样？你们还想再压我吗？你们厉害，有钱有势，可马书记怎么不到你家来？！”正如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马书记去王才家的行为相当于宣告了韩玄子权力的丧失，面对失去了权力支持的韩玄子，村民们的见风使舵也就可以理解了。“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而对强权者却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勒庞如是解释道。

　　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任务是艰巨的，改革不仅仅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庇护，同时也要注意传统保守观念的反作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将历史观点与语言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虽是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直接描写，但他根据个人的体验及对大众的了解，赋予了小说更为深刻的思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的冲突与心理的碰撞。贾平凹曾说：“关心社会，关心生命，如果有悲哀，那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关于人的悲哀；如果焦虑，那也不是个人的得得失失，是关于时代的焦虑。”他把自己放在了人类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透视历史现实，透视大众的内心深处，最终指向的是对于人的精神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贾平凹.坐佛[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作者：王晓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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