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平凹《腊月·正月》探析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

　　摘要：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不仅表现了主人公韩玄子与王才的斗法，而且表现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大众的保守本能以及敬畏强权的特征，从而体现出社会转型期大众在面对改革时矛盾犹疑的复杂心理。

　　关键词：大众保守本能敬畏强权

　　在1984年第4期的《十月》上，贾平凹发表了他“改革三部曲”中的最后一篇《腊月·正月》，被视作“改革三部曲”的顶点。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放弃了他所熟悉的以“婚姻爱情”来象征“改革”的套路，转而去正面地描写“改革”与“保守”之间的激烈对抗。这篇小说从新的角度展现了更广阔的农村生活面，融入了更具内涵的社会内容，将商品经济发展给农村各个阶层人物带来的社会心态和人际关系的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笔者认为，《腊月·正月》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角度新颖、人物丰满，更多的还在于它将农村大众群体面对改革时的复杂心理活动鲜活地表现出来。

　　《腊月·正月》避免了以往改革小说中的公式化、绝对化，它以一个负面人物韩玄子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有缺陷的，这更真实也更能引人深入思考。作者对韩玄子采用的是先扬后抑的手法，他满腹经纶，知书知礼，每天读报，关心国事，对国家的土地承包改革也是“直道英明的”，但其内心始终是因循守旧、落后狭隘的小农意识在占主导，这就注定了他对改革的支持是“有限的”。在之后的较量中，虽万般阻挠王才，却仍抵不住社会改革的大潮流，所以他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对于“改革者”王才的塑造，贾平凹是先抑后扬的，王才初登场，对韩玄子的说教唯唯诺诺，说明他缺乏一种明确的社会意识，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传统旧观念的束缚。“还要你老说说话，让一场事就了了”，“这事你一定在心，替我消了这场灾祸”，在这样自卑胆怯的态度背后，隐藏的是普通农民对读书人近乎敬畏的传统文化心理。正是由于他内心以农为本的陈腐观念的制约，导致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正确与否产生了怀疑，在习俗传统面前感到无力，甚至后来请了白沟的狮子队，来为自己抬高“身份”。因此，贾平凹设置了“二贝”这样一个受过新教育的乡村教师角色来指点他，鼓励他跳过公社干部，并亲自帮他起草了给县委马书记的报告。二贝虽然有着革新的意识和思想，但另一方面他也是受着传统观念中家长制的束缚和牵绊，对父亲韩玄子的独断专行是不敢违抗的。除去以上这些典型人物之外，最能表现中国农民内在的传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的还要数“光头狗剩”“气管炎”“秃子”这类最普通的大众。面对改革，面对社会大幅度的变动，他们的内心是犹疑的，所持的是一种观望怀疑的态度。下面笔者分析一下，小说中这类最普通的大众群体的心理状态。

　　首先，什么是大众群体？按照大众心理研究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说法：“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是有其前提条件限制的，缺少了这个条件，一群人就称不上是群体。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于同一件事。”在《腊月·正月》中正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不是社会中的典型人物，他们聚集起来，当受到同一刺激时，做出了相同的反应。在韩玄子与王才的三次较量中（买公房——喝堂彩——办送路酒），这些农村大众因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在“保守”和“改革”这两个阵营之间摇摆不定。

　　大众群体是具有保守的本能的。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常常呼唤变革，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这一点在《腊月·正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王才加工厂招收的信息一传开，大家虽然人人都在议论，但来要求入股、做工的却寥寥无几。“王才这不是要当资本家了吗？”“国家允许他这样发财吗？”“韩玄子家的人肯去吗？”这些疑问始终存在于村中普通大众的心里，他们固有的传统观念，让他们对加工厂这个新生事物产生了无意识的排斥与怀疑。当然，大众的保守本能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选择上，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上。传统的“身份”等级意识深深地烙印在村中普通大众的心上，当韩玄子要拉“气管炎”进屋吃饭时，“气管炎”却说：“你们家尽是有眉有脸的人来，我可走不到人前去。”在传统的伦理意识的支配下，“气管炎”默认自己所谓的“身份”而不敢逾越规范，通过巩德胜和韩玄子的对话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巩德胜说：‘现在自由是自由，可该受尊敬的，还是受尊敬，公社大院里的干部，说到底还是咱的领导。你老哥英武一辈子，现在哪家有红白喜事，还不是请了你坐上席？正人毕竟是正人；什么社会，什么世道，是龙的还是在天上，是虫的还得在地上！’这话又投在韩玄子的心上，他就说道：‘这倒是名言正理！就说王才那小个子吧，别瞧他现在武武张张，他把他前几年的辛酸忘记了，那活得像个人？’”在村里大众群体的心中残留着一种等级秩序的观念，大家在无意中所奉行的仍是一套固有的关于“身份”的准则，而且在这套准则的背后，是舆论和习俗的支持。但随着社会的改革，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受到冲击，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秩序、等级观念和伦理意识自然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所起的决定作用，势必导致个人在社会关系网中位置的变动。王才的经济地位大幅提高，他自然渴望能有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社会地位。韩玄子感受到在这样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原来的那种亲疏尊卑的身份等级受到了严峻挑战，自己的传统地位受到了威胁。生产体制的改革使他的传统价值观念被颠覆，这是他无法接受的，因此才有了后面充满戏剧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