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水之源成功基石

　　摘要：斯坦贝克出身于美国农村社会，青年时期从事过各种劳动，开展业余写作，结果却成为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本文从深厚的家学熏陶、悲悯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创新意识、扎实的生活基础、浓厚的乡土情结等五个方面入手探索斯坦克小说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和美学基础，多视角论证和剖析影响作家创作的各种因素，探索作家的成功之道。

　　关键词：约翰·斯坦贝克小说创作溯源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是美国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人，出身地是一个山谷。他十八岁的时候，进入斯坦福大学主修英语，由于多次辍学，读了五年，未获学位即退学。为了谋生，他从事各种劳动，业余时间又从事文字创作，结果竟成了蜚声世界文坛的大作家。

　　斯坦贝克的成名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对斯坦贝克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斯坦贝克在文学上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必然的主客观因素的。

　　一、深厚的家学熏陶约翰·斯坦贝克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教师，她对文学的兴趣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孩子。他的父亲多年担任蒙特雷县的司库一职，也将自己对古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品的钟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更让小斯坦贝克欣喜的是，这个书香门第还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面收藏的有历史书、19世纪小说、儿童历险书和宗教文学书籍。据斯坦贝克的姐姐伊丽莎白回忆说，位于萨利纳斯中央大街的斯坦贝克家“充满了书刊”，伸手可及。“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没有人强迫我们，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1}

　　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使斯坦贝克从小就发誓成为一个作家。姐姐伊丽莎白回忆道，有一次，她见小约翰读《包法利夫人》读得那样认真，认为对于像他那样年龄的小孩来说，他读的书内容有些深奥了，劝他选一些容易理解的书来读，可是斯坦贝克对她的劝说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向她大声朗读福楼拜小说的一些片断。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说有朝一日他会像福楼拜一样写作。“他说得那样认真，你不可能嘲笑他。”伊丽莎白回忆道：“现在他终于成功了。”{2}

　　少年时代的家庭文学熏陶，特别是《圣经》、莎士比亚戏剧、班扬的《天路历程》、托马斯·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等书籍，对斯坦贝克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后期的翻译著作《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中，斯坦贝克这样深情地回忆这些书籍对他的启迪：“我记得那些语言——手写的或印刷的。它们是魔鬼。这些书，它们给我带来痛苦，它们就是我的敌人。我置身于文学氛围之中。《圣经》浸透了我的肌肤。我的叔叔、舅舅们身上散发出莎士比亚的气味，我母亲的乳汁中流淌着《天路历程》。这些东西进入我的耳朵，它们是声音，是节奏，是人物。书籍是印刷成的魔鬼——穷凶极恶地迫害人的刑具。有一天，我的姑姑给了我一本书，但是她并不考虑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带着憎恶的情绪看着那些印刷的黑字，渐渐地，书页向我敞开了大门。”{3}少年的斯坦贝克读书读得如痴如醉，读得“出神入化”。他回忆道：“一些书——例如，《罪与罚》《包法利夫人》和《还乡》等，比经历的事情还要真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些书了，我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书，而是把它们看作发生在我身边的事。”{4}少年时代家庭文学熏陶对斯坦贝克创作的影响是终身的。在他一生的作品中，这种痕迹几乎无处不在，可以说随手可寻。

　　二、悲悯的人文关怀斯坦贝克出生在美国农村社会，与下层人民有着密切的接触和天然的联系，有着无法割舍的深厚感情。后来读大学，以及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直到成名之前，为了谋生，他从事木工、农牧场工人、搬运工等各种行业，与穷苦人民朝夕相处。成名后，他在从事创作和充当新闻记者时，仍然与下层民众保持密切接触，对于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怀有极大的同情和悲天悯地的关怀。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再次出现严重危机，地主趁机将租给“分益佃农”的土地收回再卖给银行和农业资本家。于是在资本家派来的拖拉机的无情推撞和地方警察的野蛮镇压下，大批农民房屋毁坏，土地丧失，他们只得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按照广告的欺骗宣传，向西部长途迁徙，幻想能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但是，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悲惨的绝境。斯坦贝克亲眼看到这一人间浩劫，发出强烈的呼喊：“大约有五千个家庭快要饿死了，不是挨饿，而是饿死。……我从一开始就关心此事，必须到那里去亲眼看看，是否能做些什么，帮助迎头痛击这帮谋杀者……等我干完这件事后，那帮农场主团体的老家伙们，又该想到剥我的皮了。”{5}他觉得“问题非常尖锐”，觉得自己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董衡巽：《愤怒的葡萄·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页）。1952年在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时，他表示，“在我写《愤怒的葡萄》时，我对欺压别人的人充满了愤恨……”{6}作家把他的“愤恨”倾泻在笔端，写成了著名的“愤怒之书”。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认为，斯坦贝克的“同情心总是在受压迫的、无法适应环境的和受挫折的人一方”，给斯坦贝克的颁奖理由是：“由于他那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力的创作，把蕴涵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结合起来。”《颁奖词》充分肯定了作家的“同情心”——对贫苦大众的人文关怀。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认为，“为情而造文”，才能写出美的东西；“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正因为有着对最下层苦难人民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有着那种受到有关方面威胁生命的恐吓而仍然不管不顾，像火山喷发一样无可遏制的激情，斯坦贝克才能始终把反映贫苦大众的悲剧作为自己创作的基调，才能创作出像《愤怒的葡萄》那种世罕有匹、异常壮美的史诗。

　　三、强烈的创新意识斯坦贝克是一位创新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写道：“我认为，一个作家不那么坚信人类可以达到尽善尽美，他在文坛上就没有资格也无立足之地。”{7}斯坦贝克坚信的“人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为了达到“尽善尽美”，对于斯坦贝克来说，就是在创作上不断创新。1962年3月9日，他在给伊迪丝·米里利斯的信中说，自己“没有哪两篇小说敢于雷同”{8}。他认为固定不变的“风格与技巧像约束衣一样毁了一位作家”。

　　斯坦贝克用不断创新的实践，始终如一地实践自己的创作观。这里不说他的早期作品与中期、后期作品的写作技巧与风格前后相差之大，就以先后发表于1936年、1937年和1939年的《胜负未决》《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这“农业工人三部曲”来说，虽然写作的时间相近，写作的题材类似，都无一例外地由内至外充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抗议，但斯坦贝克却没有选择同样的方式、技巧以及风格去驾驭这三篇小说，而是运用多元化、多视角赋予作品新的元素、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述方式。我们读这“三部曲”，无论是情节、场景或人物以及写作手法，都绝无“似曾相识”或雷同之感，好像踏进了百花园，只觉得美不胜收，这就是斯坦贝克小说创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