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鲍庄》中的大众面孔

　　摘要：通过对《小鲍庄》中伪善、偏执、冷漠的大众进行论述，分析原委，进而呈现出作品中独特的大众面孔。

　　关键词：大众伪善偏执冷漠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中曾写道：“大众是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这个宠坏的孩子之行径仅仅是个继承人，除了继承遗产之外，他一无所能。”王安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小鲍庄》中就描写了一些人类历史所宠坏的孩子——偏执推崇仁义的大众群体，他们不能正视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于是在仁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张张伪善、偏执、冷漠的面孔。

　　伪善作为一种虚假之善，是道德主体行之于不善而饰之于善的自欺欺人行为。人之为善，源于人之善心，显于人之善行；人之伪善，源于人之无善心，显于人之虚假善行。无心之善，是善之无实、是虚善；假行之善，是善之失诚，是假善。虚假善联姻，两者合题，生成伪善。伪善又分为个体伪善和群体伪善，《小鲍庄》中的村民们呈现的是赤裸裸的群体伪善。

　　小说中的小鲍庄是个仁义的村子，祖祖辈辈，不敬富，不畏势，就只是敬重仁义。当鲍五爷最后的亲人小孙子死后，村里无人不同情，无人不信誓旦旦地要伸出援助之手；鲍秉德的妻子疯后，虽然没有儿女，但鲍秉德仍然不离不弃地照顾，表现得可歌可泣；当外乡小翠来讨饭，鲍颜山家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也慷慨施粥，村上的人在外乡人眼里都表现得重仁重义，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儒家成仁成德的思想核心。

　　但是仁义背后我们真正看到的是村民们的“道德心理失序”，从而产生了仁义认知的“缺失”、仁义情感的“异化”、良心的“形式化”、仁义动机的“倒置”。《小鲍庄》的村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私心欲望，但仍然死命地抓着仁义的衣角不肯放手。如果真那么敬重孤寡老人鲍五爷，为什么当洪水来临时，没有人想到老人的安危，满腹的舍生取义、仁者爱人，最后仁义之心的指针还是指向了自己；如果真那么爱自己的老婆到不离不弃，鲍秉德怎么会因为鲍仁文广播了自己的事情而怨恨，他并非死心塌地地想照顾妻子一辈子，这些照顾与其是逼疯妻子的愧疚还不如说怕别人说其不仁不义；如果说鲍颜山家给小翠的第一碗稀饭是出于人心本善，那么之后的吃食则是自己“仁义”外衣下用尽心机进行权衡与私欲的诱饵，甚至怕自己吃亏，拼命地使唤小翠使其获得最大的收益，小翠实际上被当作了一件名副其实的获得利益的物品，最初的那点“仁义”之心被后来的心机和刻薄所代替，“仁义”至此已发生质的异变。村民们本质上表现出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由内而外的群体伪善。

　　人是理性存在者，应是“善”的存在；人之善在，是善心、善行与善格的统一。小“捞渣”是唯一从群体伪善中脱离出的真“仁义”孩子，皮亚杰认为儿童代表着人类的童年，“捞渣”这个儿童形象是人类童年“人之初，性本善”的象征。“捞渣”的“仁义”是既不想施恩，也不想报恩的，全没有成人世界的心机，纯是本性使然，“捞渣”的“仁义”是真正的仁义之根。

　　人又是有限理性存在者，难以摆脱自身内外的纷扰，导致善之分裂，滋生“伪善”。《小鲍庄》中伪善无需继承，但是真正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珍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品牌”，是具有永恒、普遍的意义和价值的。小鲍庄的大众只是没有能力处理社会变迁导致的一些矛盾，也不懂得怎样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唯有机械地以这种变质的“仁义”作为人生信条僵硬地套取在生活当中，并拿其作掩护，为了自身的私欲利益不断扭曲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了小鲍庄的大众，他们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内心。他们的“仁义”是伪善之果。

　　大众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是平庸的，却振振有词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拒绝服从任何高超于己的权威，并要求强制推行这种权利。鲍秉德家里的女人疯了，只打自己的男人，村里人却从来不思考其原因；女人疯了之后完全失去了话语权，他们只看到了鲍秉德的苦闷、不离不弃，从未想过是谁造成的这悲剧，真正该同情的人究竟是谁？正如勒庞所说，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有着明确认识的感情，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行动。鲍二爷曾经劝鲍秉德：“啥事都有个头，你又没做过缺德事，凭什么这样为难你？”可实际到底是谁为难谁，谁害了谁？当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鲍仁文提议要送这个疯女人入院治疗时，周围的人是这样反应的：

　　“那是不成的。”大家一起反对。

　　“那么些疯子都关在一起，不打成一堆，撕碎了才怪！”

　　“听人说，那就像坐大狱似的。”

　　“大夫都拿着带钉的棍哩！”

　　“这不是病！”

　　鲍秉德自己是不用再说什么了，只是恨恨地盯着鲍仁文。

　　鲍仁文长叹一声，立起身，走了。傍晚的太阳，落在地沿上，把他的影子拉得细溜溜长，孤孤单单地斜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