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哲学审视

　　摘要：大学课程设计理念受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影响，在认识论、政治论和人论哲学观的指导下，课程设计理念主要表现为知识本位、社会本位和人本位。我国大学的课程设计理念在政治论的影响下，表现出以社会本位为主，不同时期偏向政治本位或经济本位的特征。要克服在课程设计理念中单向奉行某一中心论的弊端，正确处理人、社会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以“人”为契合点使三者在人的价值规范中相互融合。 

　　关键词：认识论；政治论；人论；本位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04-03 

　　一、课程设计理念的高等教育哲学观 

　　研究大学的课程设计理念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与课程设计理念的关系问题。课程设计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课程设计理念受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的共同影响，而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则是教育哲学观的具体表现。大学奉行何种高等教育哲学理念，决定着大学会确立的教育价值取向与教育目标，既而影响着对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选择。因此，探讨高等教育哲学观成为研究课程设计理念的前提与基础。 

　　1.认识论与知识本位 

　　布鲁贝克认为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主张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反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大学的职责就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知识。赫钦斯也认为“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真理。真理是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1]“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与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人们一旦懂得了专门知识怎样成为决定任何一项政策的关键因素，他们就会再次用它来做出下一次决策。”[1]这种哲学观崇尚价值自由与学术自由，强调大学应当保守中立，处于远离社会与政治干涉的“象牙塔”中，免受任何价值倾向影响地传授永恒知识。由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张将知识与学科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所以其大学课程设计理念推崇的是知识本位。知识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认为课程为知识和学科发展而设，提倡课程设置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课程中存在一些永恒的“自由学科”，[1]例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七艺”课程。还有近代夸美纽斯倡导的“泛智主义”实习学科，德国洪堡所强调的纯科学的课程和对高层次文化、高学术水平的追求，直至现代布鲁纳结构主义的学问中心课程，均可发现对知识或者说学科发展的热情。[2] 

　　2.政治论与社会本位 

　　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仅是传授高深知识，还要解决社会问题。这个阶段的哲学取向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纽曼的“大学理想”转向克尔的“大学功用”。[1]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指向从内部转向外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高等教育这一过去一直选择少数学术精英的机构，现在还在起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作用。[1]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服务站”，“为社会服务”与“为国家服务”成为了大学的主要任务。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样，自由教育也不得不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时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1]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以促进社会发展作为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要注重社会现实。这种表现出鲜明社会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强调课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社会责任的承担，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及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等都体现了实用主义价值指导之下的社会本位课程理念。 

　　3.人论与人本位 

　　张楚廷先生在国内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首部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认为，“即使是政治论，也未必不能对教育作某些注释；又即使是认识论也未必能阐明教育的一切”。[3]他认为高等教育哲学除了布鲁贝克所言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观——人论。人论或精神生命论乃高等教育之哲学基础。[3]以人论为基点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培养人的场所，进行着培养完整的人，使人更像人的活动，其着眼点在于人的生命与发展。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目的，也应当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服务社会这三项职能的落脚点。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4]教育直接的目的是为人本身，为人本身的超越，以此为基础，人便实现各种各样的超越。[3]大学的基本原则是：经过思考去运作一切工具和全面发展人的所有潜能，让学生在一切行动和信仰上做出自己的抉择，并通过认知让他们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的意义。[4]人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教育目的，在其影响下的大学课程设计理念表现出厚重的人本位思想。人本位的课程设计理念倡导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突出人的主体性与核心地位，重视个人潜能发展，尊重人的本性，注重人身心发展的规律，使人自由发展与完善。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课程、雅斯贝尔斯的“完人教育”课程，以及赫钦斯的名著课程都是对人本位课程设计理念的阐释。 

　　综上可见，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决定了不同的课程设计理念。在认识论、政治论以及人论的哲学观指导下，课程设计理念表现为知识本位、政治本位以及人本位。三种课程设计理念之间传统上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矛盾与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中呈现出一种“继时性”钟摆式的现象。 

　　二、我国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哲学实践 

　　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践行过的哲学取向，能揭示大学课程设计理念的实然状态。纵观历史，我国大学教育主要受政治论的影响，政治论以绝对强势压倒了认识论和人论。在政治论的哲学导向中，课程设计理念常表现出社会本位的特征，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又经常转化为政治本位与经济本位。 

　　1.古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以儒家经典为主，课程的主要意义在于如何有效地帮助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课程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这时的课程设计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倾向。“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官学的主要课程。“六艺”之中，又有“大艺”“小艺”之分，书、数作为小艺，主要是小学的课程，礼、乐、射、御作为大艺，是大学的课程。[5]在大学课程中，“礼”是最重要的课程，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西周之所以重视“六艺”，与西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教育目的有很大关系。西周统治者所要培养的人才是：既具有一定的政治道德修养（体现于礼、乐课程）来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巩固其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同时还要具有一定本领（体现于射、御课程），因此需要兼顾文、武两方面的内容。[5]西周官学“六艺”之教衰落后，孔子私学“六经”之教兴起。“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主张“克己复礼”，课程设计以“明人伦”为宗旨，目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精英阶层所需要的“治国安邦之才”。课程设计注重政治和道德教化等社会性功能，而轻视课程的知识教育价值与人的智力能力发展。 

　　而后，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至此，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正式确立。汉代课程设置的目的同样是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政治统治人才。以后历代王朝大都沿袭汉代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只是不同时期选用的儒家经典不同。两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儒学兴起。大学课程主要以《四书》与《五经》并行，学完《四书》，再学《五经》。《四书》风靡一时，几乎取代《五经》的地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经典和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课程承载的政治价值与政治使命在《大学》中对“大学”的解释中表现明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代，国子监的课程是“凡经，以《易》《诗》《书》《春秋》《礼记》，人专一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兼习之”。[6]清代，国子监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学生“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6] 

　　2.近代课程设计的演变 

　　近代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国家陷入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大学课程设置的政治性更为突出。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大学课程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开设了外国语、自然学科、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7]特别是重视军事技能的培养。这一时期的课程设置肩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改革了北京大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课程设置上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强调文理渗透，实行选修制，注重学生个性和自由人格的培养，这一切为保守的、狭隘的大学课程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