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粮贸易与清代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格局(2)

　　汀赣各埠引盐例就潮桥配运，每程用趸船二只，在广济桥下兑交，散贮舟中验放上桥。另以高头船十三四只不等，经由葛布塘、三河坝查验，由镇平县属之新铺至镇平县西门外艾子坝挽泊，报镇平县登号，析成小篓，每篓盐一十一斤，仍由水客运至武平所属下坝本埠运馆收仓。运盐的船只，当地人称为两兜篷、三兜篷，潮州盐法志谓“高头船者也，亦日小河船。船载石炭至潮州者日炭船，至下坝载米来者日米船，至三河坝驳盐者日驳船，亦日盘子船，自金沙厂、艾子坝驳运至下坝者日上山船，然皆以载盐为主”。清代两广盐区共设一百八十八埠（埠为广东人对盐店之称谓，后大体上以一县为一埠）。蕉岭盐埠设于城内，设子埠二，一在新铺，一在罗冈，配运一百八十万二百六十九斤十四两四钱八分，额征饷银四千五百八十一两一钱七分四厘。此外平远及惠州之长宁县和江西于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县各盐均由蕉岭县新铺镇金沙折流出长潭口至下坝。但由于总计金沙至平远毗连之大峰头水程危险，虽不过六七十里，但山河迅激，木栅排距，挽运艰难。因此还特设隘口于金沙、新铺埠，商自募巡丁夫陆截舟搜，意在清弊除奸。蕉岭由于“山多田少，濒河居民食舟楫之利者十之一”，于是凭依“石窟河为江西于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的有利地理条件，使得新铺成为石窟河广盐北上十分重要的码头。

　　石窟河不仅是广盐北上的通道，同时也是汀赣粮米南下的干线。“按镇邑广袤仅一百里，而山居其七，民之寄台湾为立锥之地者，良以本处无田可种故也。”本地地狭民贫，粮食生产无多，“产米仅数三五月之粮”，因此只好仰食于他地。于是由福建武平来的下坝米、由平远来的东石米纷纷顺石窟河而来。

　　新铺是石窟河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码头。新铺墟的开辟、发展都与石窟河有着直接关系。据清乾隆《镇平县志》记载：“东门圩，县东城门外；三圳圩，县南十五里；新铺圩，县南三十五里。”可见清初以前就有新铺墟。相传早在明万历年间，今新铺墟南1公里处的湖秋墩村、石窟河岸边有简易的码头供船舶起落货物，还有囤盐的店铺，后人称此老铺。由于湖秋墩的老铺因地势低，常遭水浸，货不安全，也不能容纳那么多货物囤存，于是有人在老铺上游一公里处的马鞍山麓兴建店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新铺墟。之所以称为新铺，相对原来的老铺而言。

　　石窟河的便利促使了新铺墟的开辟与兴起。新铺墟旧时最主要的街道——南北走向的河唇街，当初就是沿着石窟河建成，每隔约五十米处留个缺口作船起落货物的码头。最北的码头（今镇政府门口），又是到东岸福岭摆渡的渡口，下来是八字码头，台阶全用石头砌成，对着八字码头的是东西走向的街道，宽仅两米。由北而南，河唇街有十多个码头，因码头不大，店与店之间留的巷道，称水巷子，从墟头到墟尾约一公里。河唇街的店铺多经营布匹、百货、油盐、水货，每逢农历二、五、八墟日，街道热闹非凡。此外还有东西走向的鸡行街、柴行街，南北走向的米行街。这三条街是粮食、柴炭、竹木等山货交易场所。新铺墟是同福、金沙两大乡的交汇点，金丰乡（福岭村）则隔河相望。每逢农历二、五、八是墟期，来此赴墟的人主要来自三乡以及附近的三圳、蕉城，平远县的柚树墟，梅县的白渡墟、石扇墟，甚至潮州等地。

　　新铺墟附近的宗族除了少数人开设店铺，做生意当老板外，更多的人是从事船工、水手、搬运工等力气活。民国时期流行于蕉岭石窟河两岸的《船工歌》深刻反映了新铺石窟河船工生活。“前世么修就系涯，嫁个老公撑树排，天晴日子还过得，刮风落雨急死涯。撑船阿哥真奔波，自家上轭自家拖，上滩好比牛拖轭，下滩好比拐爬坡。水车罗屋十八家，么只男人在屋家，过年过节走呀转，竹篙丢倒满厅下。撑船阿哥真发财，两边船板生溜苔，手拿竹篙点落水，屁股拱走喊人来。嫁郎爱嫁撑船郎，生个赖子真活泼，二朝就会学讲话，四朝就会学游壁。”

　　潮汕籍商人也大量北上，在新铺开店安家，他们主要在新铺墟经营柴米、医药店铺，在新铺墟上有不小的势力。早在广盐行于江西、福建等地时，潮商就开始在此区域频繁活动，他们与石窟河道上的水客、挥首一道，合作从事盐米贩运。据明李樱《盐政全书》记载：“潮商由广济桥散入三河转达闽之汀州为东介，水商运惠潮之盐贸于广州，听商转售。”故黄钊在《石窟一征》云：“盖潮商皆须水客接运，水客又付之挥首，挥首者，为水客包运者也。”潮商在新铺建有“潮商别墅”，当地人又称之为潮州会馆。商道的开辟与商业利益的驱使，使新铺本地的地方宗族以及外来的潮汕籍商人开始逐渐向墟市发展势力，促使当地社会的重组与整合。

　　在长期的运盐过程中，为了求得路途的顺畅，保佑运盐的平安，运盐工们也形成了自己的民间信仰。南宋《临汀志》的《祠庙·三圣妃宫》记载，包括妈祖在内的三圣妃宫，“嘉熙间创，今州县史运盐纲必褥焉”。这座三圣妃宫是由往来汀江、韩江上的运盐船工从潮州祖庙分香建造的。

　　（二）市镇的繁荣

　　从运输河道的丰富反映了当时盐粮贸易往来的频繁。同时，从当时市镇的发展也可窥商路繁忙之一斑。

　　1.盐埠重镇——兴宁

　　兴宁于明末清初曾一度成为潮州广济桥盐销售赣南的转运站。潮州广济桥当时是广东沿海盐场产品的一个大型集散地，销售范围广及惠、潮、汀、赣33县。集中到广济桥的食盐，在专卖制度下，由盐商向政府承办，就地分销，统一征税上缴，其税额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设立盐院之前为3万余两。盐贩在广济桥一次纳税后，可不分疆界，随处销售。兴宁路通江西，邻接赣南。明代赣南各县，例食淮盐。到了明末清初的南明政权时期，南方各省动乱频仍，盐政趋于废弛，且道途梗阻，淮盐转运困难，不能供应民需。赣南人民鉴于潮盐水运到兴宁，价格比淮盐低廉，遂蜂拥前来采购，肩挑背负，络绎不绝，兴宁便成为转销潮盐的一个盐埠。年销量多达750余万斤。现在的盐铺街，就是当年的沿河盐仓。负贩者平均人日次一担100斤计，达750余万斤，等于7.5万担，也就是江西一年有7.5万多人次前来兴宁挑盐。因此，供应这么多盐贩的食宿、茶水和日用品的客栈、饭馆、日杂店、路边店便相继应时开设，市场顿呈繁荣景象。同时，粤赣两省的土产，也得以沟通交流，更使兴宁逐渐成为粤赣通商枢纽。

　　康熙三十一年，清政府设立盐院，颁布《盐法全书》，整顿盐政，并派出专职人员到各省督办，加强盐税管理。《盐法全书》规定：县为经销单位，计口配盐，按人丁七丁配盐一引（235斤）。盐商贩卖食盐须凭盐引（即运盐执照），划地销售，不得越境，违者以贩卖私盐论处。潮州广济桥总税额亦由3万余两突增至8万余两，分摊给惠、潮、汀、赣所属33县。饬由各县知县督销所配盐额，并按定额征收税款上缴。逾期不能完成督销缴税任务者，须受参劾革职处分。因此，潮州广济桥盐经兴宁自由转销赣南的旧例，被明令取消。

　　兴宁清初册报丁口只有2000余户，按规定只应配盐300引，即70500斤。盐院新设之初，曾行文潮州府，谕令各属州县，俱要报明丁口，以便按丁口多寡，分拨盐引和税额。兴宁适因新旧县令交接，迟延未报，潮州府主管部门即根据过去广济桥发卖给兴宁转销赣南的盐斤账簿数目，给兴宁派引31900余道，按引配盐750万斤，课税11200余两。此项盐引比实际需要相差悬殊，而税额则多于正供田赋一倍，致使兴宁知县无法遵旨完成督销缴税任务。康熙四十一年，知县董天宠请求均引，未蒙批准，遭到参劾革职。康熙四十六年，知县尹文炽续请均引，详陈盐引分派不均，有违《盐法全书》计口配盐，按盐额征税的精神。例举海、潮、澄、揭诸大县，其户口数倍于兴宁，而税不过2000上下，赣南13县的税额总计只等于兴宁一县。而当时主管盐政者在如此雄辩事实面前，仍迭予参劾。延至康熙四十八年，始行文均派，兴宁引额减为23399道，仍配盐5498700斤，税额减为8200两。但不久又行文加增余费5700两，共应征税银13900两，反而未核减前多2700两。酿成官民交困局面。

　　到了雍正九年（1731），督宪杨题定鉴于兴宁盐多税重，既难销售，又难征税，才批准兴宁盐额通融分销江西之长宁（今寻乌）、会昌、于都、宁都、安远、石城、瑞金、兴国八县。兴宁盐埠停歇了几十年以后，从此又获得复兴之机。食盐运销的持续，也促进了粤赣通商视野的发达。兴宁于乾、嘉、道、咸等朝新兴的手工业产品，如笔、墨、纸扇、草席、土布等，均多远销赣南。特别是1840年海运大开之后，进口洋货都以兴宁为孔道，转销赣南。因此，兴宁商贩远赴赣南各县开设店铺者与日俱增，有的还在那里安家落户，形成人口北向倒流趋势。

　　清代兴宁为盐的集散之地，赣属及邻近等地都集中兴宁购盐，水运肩挑，数额巨大。所以，以前就在上华街尾通刁五坝（即大坝里）的右侧，建造有很大的盐仓，储存大量的盐，现在的盐铺街因靠近河道，当时潮州运来的水运盐均由这里起岸，杠置盐仓。后来这里逐渐建造成店铺，因此，这条街也就叫盐铺街了。盛时运盐挑夫不下3000人，而且有很多妇女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