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政府环境规制对低碳经济影响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而产业结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介入。基于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政府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政府环境规制是引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动的Granger原因。构建低碳型产业结构要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环境规制体系，必须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

　　关键词: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产业结构与政府环境规制的机理分析发展低碳经济被视为既是环境问题，又是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作为环境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是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的重要途径;作为经济问题，从宏观战略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占领新经济体发展制高点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企业创新能力，稳健地走向国际市场的有利契机;作为社会问题，发展低碳经济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和价值取向，引领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2007年4月中国国务院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总体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200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2009年7月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编制完成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并且大部分省已进入实施阶段。2010年7月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开始在“五省八市”展开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时至2011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一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指导纲领中，将碳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强调中国政府将采取四大措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并在低碳能源上实施多项措施。由此可见，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注重经济与生态建设的统筹发展，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坚定。

　　产业结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已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2008年10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把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之一，包括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2010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2010年度报告》总结了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能有效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针对工业耗能占能源消耗总量比重偏高的状况，中国仍要通过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等措施，进一步加大结构节能工作力度。国内学界对产业结构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持肯定态度，专门针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有:马艳等人(2010年)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类型、产业结构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张丽峰(2010年)对我国产业及内部结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产业节能率和产业的碳排放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从打造新的产业链、建立排放交易市场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徐大丰(2010年)认为由于经济系统存在复杂的产业关联，高碳排放行业的限产虽然可以降低碳排放，但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冲击，对国民经济影响力较弱、碳排放影响力较强的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可实现降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李宏岳、陈然(2011年)认为以低碳经济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包括调整产业结构、依靠升级构建节能降耗型产业体系，培育新兴低碳产业，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技术和市场紧密结合促进低碳产业发展四个方面。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将经济发展轨道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换，调整产业结构的实质是要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离不开政府环境规制的介入。政府环境规制，是指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对经济活动具有限制性的一切措施、政策、法律及其实施过程。政府环境规制实际是政府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污染者、环保主义者以及未组织起来的一般社会公众等各种利益群体的行为约束下对环境权利和义务、责任的参与，谈判、协商以及强制执行过程。政府环境规制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基于政府凭借其权威优势利用有形的制度，强制社会个体或组织执行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凭借其功能优势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激励各经济主体的自觉环境治理与维护的行动;凭借其组织优势培育社会个体的环保意识、营造生态环保的社会氛围;凭借其资源优势调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鼓励各种自愿环保行为等。政府环境规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Torras(1998)等人从政府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理论基础，认为环境质量无法由市场机制实现，需要政府介入;李文东等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环境规制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朱四海认为实现碳排放减少的政府规制工具包括国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等。

　　本文探讨的是政府环境规制如何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依据产业理论，环境规制通过施加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来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而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产业绩效，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但现实中，政府环境规制手段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环境EKC曲线的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而政府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效应产生影响，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降低产业的碳排放量，最终将低碳经济的发展落到实处。规模效应是指人均GDP的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的资源投入也必然增加，这意味着更大量的资源开采、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的增加，从而使得环境质量下降;结构效应是指一国经济在完成工业化之前，资源消耗速率会超过资源再生速率，产生大量废弃物，而使环境恶化，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完成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环境污染减少;技术效应是指技术的进步会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和开发清洁能源，从而改善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决定了实现低碳经济的路径呈现产业特征，由于产业规模、投入要素、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等都会对污染物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投入要素的合理使用，根本上依赖于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一般来说石油加工、化学原料、非金属矿物、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等高耗能行业，必然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产业的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较大规模的企业和产业通常也是政府环境规制的重点;生产效率与碳排放量呈负相关，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可见，针对不同的产业，政府环境治理投入、环境政策的制定、环境规制技术的支持力度和环境评价机制的设立等规制手段都应该与产业结构特征相适应。

　　二、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如上文所述，政府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规划产业结构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探讨政府环境规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程度及其原因，是本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由于政府环境规制变量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且数据质量较弱，限制了许多经验研究的开展。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环境规制机构对企业排污的检查和监督次数、环境规制下的污染排放量变化这五个方面来度量环境规制。

　　本研究选择我国1990—2009年间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作为衡量政府环境规制的变量，其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主要指工业和区域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机构能力建设等内容，包括工业新老污染治理工程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资金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没有将生态建设投资算入其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0—2010)，《中国环境年鉴》(1998—1999)，《中国环境统计公报》(1995—1999)和参考文献，该研究的政府环境投资额是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剔除物价波动影响后的数值。同样，考虑可量化的需要，用碳排放量来衡量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但又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用各产业每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来衡量三次产业的低碳发展程度。碳排放量是通过《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查得1990—2009年各行业的能源消耗，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推荐的碳排放系数0．67换算而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历年三产产值和三产的国内生产指数，用碳排放量除以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剔除了价格波动影响后的产业总值，得到每单位产业产值的碳排放量。受篇幅限制，该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ADF检验

　　分别对1990—2009年的政府环境治理投资额和三次产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y为政府环境治理的投资额，X1是一次产业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X2是二次产业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X3是三次产业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同阶单整序列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将通过协整检验来确定上述样本序列是否存在这种关系。本文的意图是分别确定政府环境治理投资与三次产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间的关系，实际涉及到三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每组包含两个变量，对此本文采用恩格尔－格兰杰(EG)法进行检验。EG法分两步进行:首先，运用OLS方法估计两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方程(协整回归)，并保存其残差;其次，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只有当残差为平稳序列时，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估计的协整回归方程分别为:LNX1=4．58－0．22＊LNY(1)LNX2=－30．14+4．26＊LNY(2)LNX3=5．68+0．11＊LNY(3)方程(1)、(2)、(3)对应的残差序列分别记为R1、R2、R3，接下来对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LNY与LNX1、LNX2、LNX3之间分别存在着一阶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政府环境规制变量的对数值与三次产业的单位产值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地检验，下面将对这三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确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因而滞后阶数的选择十分重要。根据格兰杰检验原理，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滞后阶数，可以根据被检验变量构成的VAR模型所对应的最优滞后阶数来确定。对于LNY和LNX1、LNY和LNX2、LNY和LNX3三组变量对应的VAR模型，依据S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以此为基础得到格兰杰因果，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投入与第一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政府环境规制投入是引起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动的Granger原因。具体来说:LNY不是LNX1的Granger原因0．208200．8147接受LNX1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0．891960．4335接受LNY不是LNX2的Granger原因6．274360．0124拒绝LNX2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0．949060．4124接受LNY不是LNX3的Granger原因3．974540．0479拒绝LNX3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0．787200．9247接受。

　　1.政府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其一，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类型逐渐由原来的“二一三”模式转变为“二三一”模式，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9年的10．3%;从产值总量来看，2009年第一产业的产值仅为1978年的4．018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为28．494倍和25．16倍。可见，近年来，第一产业增长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相对越来越少，这也是政府环境规制对其存在弱关系的原因之一。其二，第一产业的能源消费稳定。1990—2009年这20年间我国第一产业能源消费比重维持在2．0%—2．9%之间，还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从1996年开始低于3%，2009年降至2．0%。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被认为是能源活动，这说明第一产业的碳排放量所占比重也最低，且近年来维持基本稳定的水平。碳排放量相对少且稳定，会使得政府忽视对其的环境规制。其三，政府环境规制没有主要针对农业。第一产业的产业特征本身相对其他产业来讲要低碳环保，农业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矛盾不是很突出，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主要针对重点污染源工业而实施，对农业的影响甚微。

　　2.政府环境规制是第二产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变动的Granger原因，理由如下:第一，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占主导地位，且重工业比重高。1978年到2009年间第二产业产值维持在41．3%到48．2%之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第二产业中，工业又占主导地位，所占GDP比重在36．7%至44．1%之间。中国工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这一时期的重化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仍较高。1995年，重工业比重占工业增加值的63．6%，2000年达到62．5%，2007年高达77．5%。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而政府环境规制中如何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更多地体现在第二产业。第二，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