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冲突(2)

　　2.对“人的定义”、现有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提出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关于干预技术、“克隆人”的争论，必然涉及“人”的观念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争论，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笔者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因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意义的现实“人”之间，客观上有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人类的繁衍受到生命科技的影响，由于生殖干预、克隆人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几千年牢固的血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定位也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3.提供便利与增加危机并存。生命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威胁也构成了人们对生命目的和社会价值伦理的莫大嘲弄。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完全可能造成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尽管科技本意是好的，是中性的，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造成各种危机、毁灭性灾难等。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生命科技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增加给现代文明带来危险的可能性，曾发生在日本东京的沙林毒气事件和美国的炭疽菌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三、价值冲突的成因分析
　　1.生命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生命科技与其他科技一样，由于独特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对生产、生态环境、文明的影响自然会显示出其双重性的作用。生命科技在人们摆脱自然界的威压，争得相当的人身自由的同时，又给人类降下了潜在的危机，如1960年避孕药的出现，但随之就是各种性病的泛滥。我们知道，生命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不仅涉及到从事科技工作的当事人，而且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攻克重大疾病，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各种生命科技等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2.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发展的不同步性。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的道德水准与科技水平呈现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命道德水准和生命科技水平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生命科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处于日新月异的活跃变化状态；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没有大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便导致了人类对生命科技的认识与接纳水准与生命科技水平之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表现之一是人类生命科技水平超前和生命道德水准相对滞后。因此，新的生命科技出现必然导致生命伦理的真空或对未来恐惧。
　　3.传统消极科技观的影响。在20世纪以前，即使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人们，也只是把科学技术看成外在于社会、从社会之外作用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只是到了20世纪，人们才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处在社会之中、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社会建制。就认识根源来看，生命科技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归咎于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对自然过程的复杂机制认识不足；其次是价值观上的原因，即人们在选择、运用生命科学技术时的某些短视行为，只顾眼前的效益和具体的、局部的或个体的利益满足，而忽视了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基本利益。
　　4.生命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塑造完美的人性，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遗憾地看到，生命科技的残缺经常被忽视，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过分夸大科技的作用，只会导致生命科技与人性需求的异化，遭受自然和社会被动的惩罚。就社会因素而言，生命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实施方式和后果，都要受科技主体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经济、政策条件下，不同的技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人类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可以想象，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但人类自身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每种物种都有天敌，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由于没有天敌，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进而出现生态失衡，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
　　5.社会控制力的缺失，为生命科技成果滥用提供了可能。作为新生事物的生命科技往往是在人们的观望中诞生的，社会和政府以及相应的学术科研机构的约束都显得滞后。加上部分科学家、企业，包括大众媒介坚持技术无禁区论点，技术至上主义过于甚嚣尘上，生命科技的运用容易失去方向和控制。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以来，我们所面对的更多地是一个自然物的世界、甚至还有人类自身（现代医学中的器官移植）都已成为科技利用的对象，而真正的自然、或者说本原性的存在却隐而不显。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一样：科技的敞开越是透亮，自然的隐匿越是深沉。更进一步地说，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西方特有的狭隘的科学思维，对于科学内在价值的剥离，构成了世界现代化的支柱。市场利益与科技猎奇心理导致了生命科技滥用的内在动因。因此，现代社会在道德、思想和机制上都缺乏一种对生命科技负面作用的制约体系和应对灾难的准备，这本身就必然会产生生命伦理困惑，甚至是一种更可怕的灾难。
　　6.世界伦理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得科学研究、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民族伦理观念的冲突。如：在对待人的生命优先价值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是以施悲曼为代表，认为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这种价值具有绝对性，神圣性、不容挑战和质疑，人的生命在任何阶段和情形下都应该得到维护和关照。因此反对堕胎以及宣布脑死病人为死亡等善意的对人的伤害。另一派则是以哈里斯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在其他生物面前有优先权是因为人是有道德行为、道德意识的主体，是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之人，因而认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谈得上拥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的完全道义上的生命权利。同样，对生命科技理解和运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看法是存在不同的。在对待克隆人、克隆器官，以及在器官移植等方面，东西方、不同的宗教文化地区也都会出现分歧。如在对待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美国就与许多国家都有争议。因此，在21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和国际伦理研究组织建议成立地区性伦理协调组织，沟通和协调一些伦理观点，以便促进包括生物人体试验在内的研究工作开展，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问题也日益得到各界的关注，或许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