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散曲对“归去来兮”主题的继承与新变

　   摘 要：“隐逸”是元散曲中的重要题材，而其中又有大量对于“归去来兮”主题咏唱的作品。本文即以此为探究点，具体分析相关文本，得出结论：元散曲在继承歌咏田园生活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他们在“归去来兮”的哲学思考上有一些新变，表现为更加具体、世俗，同时也更加深刻、悲观。 

　　关键词：“归去来兮”；元散曲；继承；新变 

　　有元一代，仅百余年，而元代文学在文学史上自是辉煌而独具特色的一笔。作为代表文学之一的元代散曲，内容贴近生活和大众，具有真情率性、不琢雕饰的美感。文学从庙堂走进了民间，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元人生活的吃喝玩乐、情感的喜怒哀乐、思想的思考认识都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反映。元散曲是世俗的，追求的是世俗里最真实的幸福。元散曲是豁达的，对名利绝不耿耿于怀。元散曲是深刻的，清醒地认识浮生如梦。元散曲存量比较丰富，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搜集了3853首小令和457首套数。在这些散曲中，“隐逸”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除了大量向往归隐、咏唱田园之作，更有直接以陶渊明为榜样，歌咏他“归去来兮”，包括在在文本中提及“归去来兮”或者模拟创作“归去来兮”，成为“隐逸”题材中较为明显的特点之一。本文探究的范围属于后者，具体分析“归去来兮”的文本，结合时代背景，认识这一现象下对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继承和新变。 

　　一、“归去来兮”的生活范式和价值体认 

　　自古以来文人追求物不我违的强烈主体意识和桀骜耿介的个性，使他们无法在需要“机心”的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心安理得。陶渊明仅仅作为一介文人，只是因为性格不适，便毅然辞官归去。陶渊明并不是第一个在思想和行动上双重归隐的文人，更古远有许由洗耳、接舆高歌的故事，但他的《归去来兮辞》把“归去来兮”刻画地令人无比神往，诗歌蕴藉的感情和散文般流畅的美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归去来兮”的欣喜和享受，他让田园生活变得妙不可言而最贴合人的本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开首的一句不是反问，是一种本我的呼喊和自我的肯定。“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这一句也不是反问，是自我为了契合本我而与外界抗战的决绝。“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这是自我契合本我后的诗意栖居。在这篇赋里，人的本我得到了最充分的尊重，自我因此获得了最舒适的生活。“归去来兮”成为了理想的生活范式，它告诉文人，若世界不合你意，你至少可以选择像陶渊明一样，“归去来兮”。 

　　而“如果进一步从世界观和生命意识的角度，结合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时代予以观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心理状态的抉择，而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他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1] 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种价值认识和认可，因为它意味着对于另一选择的抛弃，连同抛弃这一选择后面所树立的价值体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抛弃了复杂黑暗的官场生活，而选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体认，此时他追求的生命意义就与这一选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绝非高官厚禄、争名夺利，而是田园生活的自由闲适、不违本心。“归去来兮”因此又是一种自愿选择的价值体认。 

　　二、元散曲对“归去来兮”主题的继承和新变 

　　元代作为第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实行了民族歧视性政策，且科举不兴，知识分子地位低下，襟怀难展，有着不满现实、反抗黑暗统治的强烈情绪。借元代特殊时代背景的酒坛，文人佐以散曲通俗自由的文体特征，酝酿了“归去来兮”这一文学主题的十里飘香。这些散曲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比，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对于“归去来兮”主题的继承，极力刻画田园生活的闲适，这与《归去来兮辞》是一脉相承的。 

　　盍志学是元初散曲家，其《蟾宫曲》如下：“陶渊明自不合时，采菊东篱，为赋新诗。独对南山，泛秋香有酒盈卮。一个小颗颗彭泽县儿，五斗米懒折腰肢。乐以琴诗，畅会寻思。万古流传，赋《归去来辞》”，极其欣赏陶渊明“归去来兮”的气节和闲适，盛赞《归去来兮辞》千古不衰。 

　　名曲家马致远则在重头小令[南吕·四块玉]《恬退》中描述了青山绿水、竹柳酒诗的田园生活： 

　　“绿鬓衰，朱颜改，羞把尘容画麟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 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 翠竹边，青松侧，竹影松声两茅斋，太平幸得闲身在。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 酒旋沽，鱼新买，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债。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作者“归去来”背景与陶渊明类似，都是“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红尘中跳出，归来故居。除了反复吟唱“归去来”，全曲还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菊”、“三径”以及《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意象，“菊”和“五柳”象征着隐士高洁的品质，这都是马致远追慕陶渊明人格风采的体现。 

　　张可久是元后期散曲家，一生沉抑下僚，生活在辛劳窘迫中。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张可久现存散曲数量为元人之冠。他的散曲多为向往归隐和描写归隐生活的悠闲之作。他有四篇小令是描写“归去来兮”的，分别是[中吕·普天乐]《次韵归去来》、[中吕·朱履曲]《归兴》、[中吕·红绣鞋]《次归去来韵》、[双调·水仙子]《归来次韵》，简易的语言写尽归隐生活的闲适和安逸。 

　　在继承《归去来兮辞》对田园生活的描绘时，有一点值得说明，即元散曲出现了模拟《归去来兮辞》的长篇套数，这是篇幅上的新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正文399字，而李致远的套数[中吕·粉蝶儿]《拟渊明》却达到了573字，除了大量化用原句，而且对场景采取更加细致的铺陈叙述，并且反复自我表明归隐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