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鹿子霖形象分析

　　在作品《白鹿原》中，鹿子霖这个人物形象的个性也是比较突出的，他是小说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主要人物。他一生经历风雨，也过得够精彩，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虽说没有白嘉轩那样的气概和胸襟，却也颇具个性，可圈可点。他表面上慈眉善目，偶尔还与孩子们开开玩笑，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性格极端复杂的人；是一个追名逐利、阴鸷、淫乱、孱弱、龌龊、卑劣、丑恶、充满私欲的人。
　　鹿家祖辈以卧薪尝胆，定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与决心，积攒下可以与白家相抗衡并炫耀于世的产业家财。积淀于鹿家血脉传统之中的个人奋斗因素与“让别人伺候自己”的理想也就成了鹿家在白鹿原得以生存的壁上观，同时也是时时警醒鹿子霖的家训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鹿子霖提醒自己与教育孩子的理念，但源于性格的弱点，他又时时刻刻脚软。在历经大起大落，见到过各色人等，坐过牢，上过数以十计的女人的床，经受过儿子的“牺牲”和背叛等等后，不仅未能使他风光起来，甚至使他的花样把戏不断败露而丑陋面目越来越清晰了。正因如此，由鹿子霖在政治上的种种得失、与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分分合合的关系在作品中显得真实可信，生动地描写出不同时期政治活动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鹿子霖的活动与他的个性相互契合并由此展开，形成一条重要的副线，有效地写出了鹿子霖其人。
　　首先在政治活动中的鹿子霖，跌宕起伏。在政治风波波及白鹿原以后，同白嘉轩那种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状态相比，鹿子霖跃跃欲试，并被任命为乡约。参加了半个月培训的鹿子霖平步青云，剪掉辫子，穿上制服，洋洋自得、心花怒放而又刻意保持低调的模样回到原上：“在县府受训。满了。十五天满了。这衣裳……制服嘛！”回到家后，他忍俊不禁对孩子说：“爸革命了。”①革命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他不知道。更别谈什么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了。革命在他看来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资本，乡约是官，当官让他志得意满，可以让乡民臣服于他。从鹿子霖的心态中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宣传的不到位，让别有用心之徒得以钻了空子，迷惑群众。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耀门庭的思想让他在创建了保障所，放了“草炮雷子铳子”后，倍感告慰老太爺“中一个秀才到我坟头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铣子”的在天之灵②。
　　此后，鹿子霖以奴才心理和行为的“知恩图报”，成为田福贤的爪牙。他因抓到了保障所乡约的大权，便大吃二喝地大搞乡约挂牌仪式，并以“建立革命新秩序”为名传达收取“印章税”等等款项的规定。这实质上是他在向白鹿村村民示威，也是他和白嘉轩较劲儿、给白嘉轩下马威的一招。上任后他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是破坏交农运动，帮助半路上窜出来的史县长强迫乡民缴纳农业印章税。当他领着田福贤堵住白嘉轩家门口，想要让农民运动失去领袖而流产时，他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攀上了国民党这个好靠山，能光耀门庭，飞黄腾达，至于是否有违于自己的本分或者伤害同乡人的利益，这一切都无所谓。由此可见鹿子霖对功名利禄的迫切需求，是一个无耻的利禄之徒。
　　随后，原上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国共两党“你唱罢来我登场”。鹿子霖也跟着时沉时浮，顺着大潮不断漂浮。但无论如何，保住“乡约”的位子是他得意的资本。因此，他愿意被田福贤随意使唤。儿子不幸被捕了，他反而痛心疾首地锤头顿足：“活该！死得！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③”反衬出他对“道不同不相为谋”、老是连累他、让他的苦心钻营成为泡影的共产党儿子鹿兆鹏的不满。在这他并未注意到家庭伦理，没有意识到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他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而儿子的生命又是他个人生命的延续。在他看来，亲情永远比不上乌纱帽重要。有乌纱帽就有了他的一切，没有乌纱帽就没有他的一切，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蛀虫的本性，不管是在怎样的社会里，他都会必然地成为这类蛀虫。
　　在受到鹿兆鹏牵连而被罢职的时候，鹿子霖气急败坏、坐立不安，感觉天都要塌陷了，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厚着脸皮找田福贤诉苦，渴望官复原职。“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思想控制着他，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失去乌纱帽则连生存的乐趣都没有了。当他官复原职时，他更加忠心耿耿了。不遗余力、心狠手辣地帮助田福贤在戏台“耍猴”——整治农协成员，凸显出狗的本性。正如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国民的恶劣性在于主奴相通，他曾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1]鹿子霖的奴性表现在缺乏主人意识，对权势的不假思索、惟命是从，将身家性命的荣耀绑在虚无的官位上。
　　但鹿子霖的共产党儿子总让他难以应景应时。岳维山枪毙了共产党郝县长后，要挟他去城里找寻鹿兆鹏时，他无所适从。只好灰溜溜找到在城里当国民党连长的二儿子鹿兆海，鹿兆海拉上团长带着枪到原上在岳维山面前威风了一把。鹿子霖回乡时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田福贤一针见血地讽刺他：“（鹿兆海）是个吃粮的粮子，能在这驻扎一辈子？ ④”他立马发现“自己目光短浅”⑤，强龙岂能压住地头蛇？后来鹿兆海“牺牲”了，没有了靠山的他真正陷入两难的境地。从此又摇尾乞怜，夹起尾巴做人。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本事，无人能及。
　　抗日战争胜利后，鹿子霖改任保长，协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剿共和征丁征粮⑥”，尽管他上窜下跳、忠心耿耿，但最终还是因为鹿兆鹏是共产党的原因而未能逃过牢狱之灾。没有任何人出面保释他，在“磨没了对田福贤的期望”后，他这一跤在监狱中跌得遍体鳞伤，历尽人生的酸苦辣涩。
　　两年零八个月后，鹿子霖方才出狱，回到因为保释他而被妻子鹿贺氏千金散尽、只剩残亘断壁的家。至此他似乎才明了朱先生所说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⑦”这句话的含义。至交田福贤一直没来看他，他尽尝了事态冷暖。特别是牢狱之灾使他参透悲欢离合，彻悟成败荣辱，洞明是非得失后，按道理这个时候的鹿子霖应该能看透世事，收敛旧时所为，平和地按本分做人行事。可生活总不会老老实实按照既定的轨道行驶，所谓“人生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时，他的生命又重现亮光——他一直未知的鹿兆海的媳妇带着孙子回来认亲，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孙子的出现让他欣喜若狂，以前一直忽视的亲情在他落魄潦倒时又被重拾起来，他的人性暂时得到回归。他感觉到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家产、权势，而是人。但是在带媳妇去给鹿兆海上坟时，他发现有人“不惜冒险爬上碑石顶端拉屎拉尿⑧”，顿时气愤得涕泪纵横：“人还是不能装鳖哇！装了鳖狗都敢在你头上拉屎……⑨”在没有权利附身时，他迫切感受到权力带给他的曾经的荣光，他要重拾辉煌。之后，他又回到白鹿联保所，“当无赖装死狗”继续他的营生，可见他“官瘾比烟瘾还难戒⑩”。这回除了争一口气外，还为了给小孙孙讨食。看来只有权力才能带给鹿子霖生存的希望。
　　但是最终，鹿子霖还是被这权力收拾了性命。解放战争结束后，在处死岳维山、田福贤、黑娃的集会上，鹿子霖被迫陪斗，当场吓得屎尿俱下，精神失常，失去最起码的自理能力。一直相信他的半边屁股比自己的整个脸面有用的妻子鹿贺氏也因逐渐厌恶而放弃他，他最后在寒冷的冬夜孤独死在柴火房里。这是追随国民党反动分子、毕生机关算尽、阴险狡诈的鹿子霖的悲剧性下场，也是一切社会蛀虫必然的下场。
　　其次在生活上的鹿子霖，作风让人难以恭维。这个表面上的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干着男盗女娼的事；当面衣冠楚楚，背地里却是一个见了女人就连自己的裤头都管不住的人，还有什么人格魅力可言？在小说末尾，他在原上四处认“干亲”。用他的权力为这些私底下结出的果“逃壮丁”，可见他私生活长期的淫乱、不检点。小说前面没有明说，但从他趁人之危霸占田小娥的情节描写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甚至在自己的家中，醉酒后无意猥亵守活寡的大儿媳妇，又借他的老谋深算给媳妇施加压力，导致精神压力过大的她患上“淫疯病”而被父亲冷先生下哑药，最终悲惨死去。这都和鹿子霖的卑劣行径脱不了干系。他的下场如此非同常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鹿子霖的活动这条副线中可以看出，在白鹿原这个宗法制的社会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宗法“仁义”的幌子下混水摸鱼，干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勾当。鹿子霖的坏、心思的缜密，一般人少有，不写并不代表不存在，小说对他的描写体现得非常到位，让人意想不到。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90.91.300.452.530.562.559.560.612-613.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作品（五）//南腔北调集·谚语[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68.
　　（作者介绍：吴彩云，海口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