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薄情郎”形象简析

　　摘要：唐朝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开放，促成了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转变，士人转而以狭斜标榜自我的才调风流。在文学领域，突出表现为唐传奇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形成，而薄情郎形象又成为婚恋题材中重要脸谱之一。

　　关键词：唐传奇；薄情郎；人物形象；《霍小玉传》

　　作者简介：金秋（1992-），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1

　　唐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小说领域的明珠，影响深远。其中，《霍小玉传》一篇更为家喻户晓，明人胡应麟曾曰：“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1]因鉴于此，本文将特以《霍小玉传》一篇为主要案例，简要分析唐传奇中的“薄情郎”形象。

　　一、唐传奇“薄情郎”母题的形成背景

　　李氏皇室血统的改变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催助了唐朝思想的开化；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盛等又使得市民生活得以丰富；科举取士加上民族的融合及风俗的融会，文化很大程度上商品化，诗文乐曲成为卖点，突出表现为教坊青楼艺妓的走俏，“才女”成为声色经济的最大消费热点。例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和李娃，都是才貌双全的“狭斜者”。在这种环境下，世俗社会的审美需求也走向“饱暖思淫欲”的到道路，附庸风雅的习气长久流行，以奇闻怪谈、风流韵事为兴奋点的市民化消遣活动自下而上，蔚为大观。如《霍小玉传》就提到李益“门族清华……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2]便是文人雅士狎妓的典型。

　　此类消遣文学中，封建社会乾纲独断的根本性别观念规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且在文人士大夫庸俗审美情趣的扩大化趋势下，文人如何标榜自己的风流才性，有了新的表达方式——狭斜，即以两性关系上的“战果”为标志。女性身为附属品，甚至沦为商品，其“玩偶”质量被消费群体更加严格地要求和规定，新的消费环境要求艺妓们达到才貌双绝，更好的周旋于文士之间。如果说以前追求性的占有和满足，那么现在则是情与性的双重控制欲在泛滥。文人士大夫在当官求禄之余，将精力投入狭斜“事业”，并将其意淫形诸笔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才子佳人的传统愿望此时被固定下来，形成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雅士宴集助笑的“调味品”。

　　二、《霍小玉传》中薄情郎形象分析

　　在唐传奇里，《霍小玉传》中李益的薄情形象是比较鲜明典型的。首先，薄情郎一般为俊郎才子式人物。文中霍小玉“姿质秾艳，一生未见”，“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可谓才貌兼备。女主角淑女佳人，那么男主角必然亦是俊郎多才，文中所述李益便是如此。其“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先达丈人，翕然推伏”，[2]“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虽出身空门望族，但也是书香世家，其人容貌俊雅，腹有诗书，总的看来算得上是才子佳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标配。自古以来，薄情者多为才子书生之形象，如唐传奇其他佳篇中《莺莺传》的张生亦是如此。其次，薄情郎者一般性格懦弱无担当。按理说两人应是天作之合，但却终不得佳人偶成，反而男主人公落得薄情寡义之名。事实上，除开客观因素外，李益文人性格缺陷也是关键。他忌惮母亲威严，不敢违逆母命，面对来自封建礼教的压力显得懦弱无担当，如“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2]纵然之前为霍小玉感动涕零，立下世盟誓，但遇到阻碍时却没有一丝挣扎与反抗，其薄情之状亦有根源，反观女主人公则敢爱敢恨。最后，薄情郎者一般秉性轻薄。如李益“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2]也就是说自诩风流。其年纪到了娶亲时节，却不思普通人家的闺女，反倒访求名妓；且其举止言语中也流露出轻薄之感，如“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2]再加之李益后来从母命而娶卢氏，与之前的“博求名妓”自相悖谬，又为言行的前后不一。这些文人大多有才学姿貌，善于“调诮”，可谓文人轻佻。虽蒋防明言李益“本性淡雅”，但文中并不见得。且看同类故事，考元稹《莺莺传》末尾，张生以“发情止礼”自我开脱，而众文人并无异议，反加赞赏，由此可知“狭斜”之风久盛，文人并非完全高雅自持，而佳人重情、才子薄幸的鲜明二元对立式人物形象群也逐渐确立。

　　当然，书生薄情也却有客观原因。魏晋六朝门第制度及观念到了唐朝仍然根深蒂固，唐人最为重视郡望堂号和谱牒之学，反映到婚姻择偶上，则是后世最为熟悉的“门当户对”观念。这种观念对于才子佳人自由婚恋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门当户对”下的政治利益等左右着主人公的行动。其实进一步看，薄情郎负心也是必然的。事实上，《霍小玉传》的描写非常值得玩味。霍小玉自荐枕席后自陈身世，明言害怕李益抛弃自己，李益于是自表愿立盟约字据，霍小玉便当真让李益立了字据。这表明霍小玉并不真的相信李益不会移情别恋，立字据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细味之下，可见始乱终弃之征，此乃暗示之法。霍小玉们的担忧是必要却普遍无用的，文人书生们的感情只是一种寄托，是皮肉之交。正如沈既济《任氏传》中所说“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种所谓“情”本无所谓“深爱”，因而悲剧终会发生，而薄情郎形象产生也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唐宋传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