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看鲁迅的想象力与抗争意识

　　细细品味《野草》，它的滋味还是很浓的，其中隐含着鲁迅丰富的想象力和绝望的抗争意识。《野草》中的想象力具有排斥性，在对现实进行消解的过程中，能够摆脱地心引力垂直走向高空，并在高空中呈现现实的幻影。显然，在鲁迅的潜意识中，分明有排斥群众、离开现实之意，并向往青空的高峻和清新。鲁迅在《野草》中所体现的抗争意识，虽然有时不免失望，甚至是绝望，承受着黑暗与虚无的重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但骨子里仍透露出一种"反抗绝望"的生命意识。同在《野草》中，想象力是要离开现实的，而抗争意识却是要反抗现实的。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因素，造成情感和叙述上的悖论语境。

　　一、《野草》中的想象力

　　钱理群教授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对鲁迅的想象力做过较为深刻的阐释，不过他谈得最多的是对现实的拒绝。他说"拒绝、抛弃一切‘已有'、‘将有'、‘天堂'‘地狱'‘黄金世界'、‘求乞'与‘布施'、‘希望'与‘绝望'、‘学问、道德、民意、公意、公义'等一切被垄断的话语、逻辑和经验。也就是说，对现有的语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作绝望的关照，给以一个整体性的怀疑、否定和拒绝。"并指出了拒绝现实后孤独的主体必然走向"虚无"。关于这一点，他在《心灵的探寻》一文中指出，这种虚无发生在像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身上也是必然的。他说"一切对社会的弊病，人生的苦难与自我局限性有着最深刻、清醒的认识，看透了人生的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带有着某种虚无的色彩。"[2]这种拒绝后走向的"虚无"，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消解性，摒除一切物质。不过，钱教授并没有指出"虚无"的去向，他只是虚拟说出了"虚无"就是把"有"彻底掏空，达到彻底的绝望，从而实现从"无"到"有"的彻底转变。如果我们进一步品味《野草》就会发现，这种"虚无"是有确指的，也就是想象力是有具体去向的，那就是天空和旷野。

　　我们试着分析一下《野草》中的几篇。

　　《好的故事》发生在山阴道上。山阴道指绍兴县城西南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世说新语o言语》中说"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山阴道是一段沿湖的小路，可以坐船，也可以步行。《好的故事》一文中写道"两岸边的乌柏，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4]应该说鲁迅所说的好的故事是指水中的倒影，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却是在天空中见到的"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这又使人想到天上的幻影。一会儿"解散"，一会儿"摇动"，一会儿"扩大"，一会儿"融和"，不但在上面可以自由交错，自由变幻，并且"飞动着""以至于无穷"。如果是水中倒影的话，水必须是静止的，静止而反照，和现实的距离应该是很近的，所以这又不是水中的倒影，并且这个幻影，没有远近安排，也不分类，只是一大堆的呈现。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日常，很随意，仿佛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悠闲自在，乐在其中；又使人想起画家笔下的写意山水画，没有近景、细节，舍近求远，舍细微求整体，就是要烘托、勾画出一种有自然趣味的氛围。所有这些意象也只有在高峻而清新的青空中才能够领略到。

　　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想象力又和《好的故事》有些不同，它是双向遗弃。老妇人不仅遭女儿们的遗弃，而她也同样遗弃了女儿们。"当她一旦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以后，便走出深夜，也遗弃了背后的一切冷骂和毒笑。"于是就有了大气磅礴向上的想象："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7]老妇人拒绝了。人间"的一切，回到了"非人间"。这"沉默尽绝"的"无边的荒野"，正是消解现实后面对的青空。

　　像这样充满大气想象力的诗篇在《野草》中还有很多。《雪》中"朔方的雪"在失掉"水"性之后，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转而且升腾"；《风筝》中故乡的春天是在严冬的天空中见到的；《碣墓碑》中的"深渊"原是坠落的想象，但竟然"于天上看见深渊"；《过客》中的"过客"在拒绝老翁和小女孩后，向旷野里"跄踉地闯进去"；《复仇》中它们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足可以看出鲁迅的想象力是指向天空和旷野的。天宇之下，旷野之上，是鲁迅想象力憧憬的自由故乡。

　　二、鲁迅的抗争意识

　　鲁迅的抗争意识集中表现在《影的告别》《希望》《过客》等文章中。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个痛苦挣扎的灵魂，感受这最顽强的生命强力。

　　。影"委婉地抒唱，。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8]在这里，鲁迅拒绝"天堂"，是不愿向往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虚无缥渺的天堂;拒绝"地狱"，是憎恨他所熟悉的苦难的地狱；拒绝"黄金世界"，是不轻信于过早地把幸福预约给人们的未来的黄金世界。"影"执着于现实，但在现实中又没有去处，这使"影"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失去了方向感和归宿，因而"影"只能"彷徨于无地"。这是一种虚无的状态，然而它是存在于黑暗之中的。也就是说，鲁迅心灵的黑暗是存在于虚无之中的，而虚无是那个时期的鲁迅最突出的特征。。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9]他所获得的只是黑暗与虚无。。影"最终还是决心承受黑暗与虚无的重压，在"反抗绝望"中为他人换得一线光明和希望。。我愿意这样，朋友一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在创作本文时，正是北洋军阀猖獗、新文化运动陷入低谷之时，鲁迅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失望。然而鲁迅又怀疑自己的失望，并且执意要反抗这失望。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1]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之抗衡。《影的告别》正是通过"影"的形象，揭示了自己那种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又未能证实的思想矛盾，抒写了自己愿意不惜任何牺牲去争取光明未来的强烈愿望。

　　如果说《影的告别》较多表现的是鲁迅在黑暗中挣扎的一面，那么《希望》中"‘绝望的抗战'的态度表现得更明白和强烈些，失望的情绪也比较减轻些"，并且于绝望之中隐约看见了希望的曙光。

　　《希望》是"反抗绝望"最充分、最直接的一篇。题目叫《希望》，实际上它是一种"反抗绝望"。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自我精神的煎熬和咀嚼，而是坚决进行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感受孤独的时候，那种灵魂的自我抗争、自我反思。鲁迅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没有对手。在《这样的战士》中，他讲进入一种无物之阵，一切都颓然倒地，要打的敌人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暗夜又在那里呢？……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3]这正如邵荃麟先生所分析的："连真正的敌人都不见，连愤怒都无处可泄，连绝望的战斗都无处战斗……这才是战士最绝望的悲痛，才是绝望以上的绝望！"[14]鲁迅并不甘心于这种绝望，所以他说绝望本身就是一种虚妄，正像希望也是虚妄一样。他虽然赞同裴多菲的话，最后的选择却和裴多菲不同，裴多菲止步了，鲁迅则选择了抗争，所以《希望》这首散文诗实际上就是"反抗绝望"的代名词。

　　《过客》是继《希望》之后又一次对绝望最勇猛的挑战。"过客"是典型的在旷野中匆匆而过的"过客"，这使人想起鲁迅："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15]"过客"就是鲁迅的自我命名。

　　三、悖论语境的成因

　　由上我们可以粗略看出，《野草》中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关系，并成为情感和叙述上的悖论语境。想象力与抗争意识之间冲突的起因很多，它既可以由生命意识的内质引起，又可以由外在生存环境的威逼引起。对于当时的情景来说，这一冲突更主要的不是由生命本身的内质引起的，而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威逼而产生的。因此，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生存环境的逼视和探寻了。在《题词》中，鲁迅极其鲜明地概括了他连绵不绝的情感悖论，恰如李欧梵概括《野草》的结构原则时所说的："鲁迅本人在集子完成以后的'题词'中，也将集子内容概括为以下一些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和朽腐，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这些都是被置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的环链里：朽腐促进生长，但生长又造成朽腐；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就是鲁迅的矛盾的逻辑，他还给这逻辑补充上、染上感情色彩的另一些成对的形象，爱与憎，友与仇，大欢喜与痛苦，静与放纵。诗人似乎是在对这些观念的重复使用中织成了一幅只有他自己能捉住的多层次的严密的网。就这样，他的多种冲突着的两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16]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虽然没有明确地被李先生概括进去，看上去也似乎又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立的两面，但细细咀嚼就会发现，这两者属于冲突中建立起来的"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的漩涡"。

　　由生存环境的威逼造成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的悖论性冲突的漩涡，集中体现在鲁迅对待群众的思想和感情的态度中。他对群众的看法广泛地散见于他的著述中。在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在《复仇》中鲁迅把群众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当然这也与鲁迅内倾的性格不无关系，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17]，甚至"处处有对群的恶感"[18]"离开了那些无聊的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

　　用"槐蚕"来形容群众，使人觉得鲁迅是厌恶群众的，但他只是憎恶其麻木和愚昧的劣根性，是"怒其不争"的体现。关于这一点，他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个启蒙者，如果启蒙的对象持赞同的态度，可以催你上进;如果启蒙的对象持反对的态度，可以激昂你的斗志；如果启蒙的对象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么启蒙者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同样说出了这个意思："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诞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总是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

　　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鲁迅长时间的沉默。鲁迅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就沉默过一次，这次沉默一直持续到1918年，直到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

　　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这种在情感上的痼结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反差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这就是"先驱者已经实现了现代人的强大个性，与民族大多数基本上尚未进入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愚昧状态的反差，先驱者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必然要求，与事实上没有实现，并看不到实现希望的反差"[21]。正是这种反差，才使得先觉者不断被当作安慰无聊的戏剧送上群众围观的舞台，使他们的牺牲近似于表演，使他们的苦痛近似于麻醉药，让群众这些看客安于自己的奴役命运。

　　这是鲁迅多年来在情感上的一个痼结，这个痼结一直影响着鲁迅。在"五四"退潮以后，这个痼结再一次向鲁迅袭来，他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寂寞，同时感到无路可走。这次沉默他选择的方法和上次有所不同，不同的焦点是由沉默引出了情感矛盾的冲突。由于无路可走，在内心深处就感到极度的"虚无"，就迫切需要消解因"虚无"而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和逼仄。在这里，想象力已经不再是抗争意识的对立面，而是一种获取抗争力量的交换手段，它使生命有一个短暂的歇息和反思，以便积蓄力量继续抗争。在大自然中，能作为消解场所的，不外乎人们常说的"世外桃源"，而这个"世外桃源"莫过于青空。在现实中，鲁迅作为启蒙的知识分子，要远离群众、远离现实，那只有"逃避"了。

　　鲁迅渴望消解现实的心境折射出内心激烈的矛盾，"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者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22]。我们认为，"人道主义"是指他从事的启蒙事业的艰难性，"无治主义"是指被启蒙者的顽固性。这两者之间的悖论冲突，才使他急剧的性格有所松弛，有时也会有让自己玩玩的悠闲，这才使自己的想象力驰骋于高峻的天空和广漠的旷野，得到一定的调理和放松。当然，这种消解情感上的冲突并非是最终解决的办法，但至少找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某种平衡，这也许是鲁迅自己确立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平衡法则。我们认为，这种平衡法则，在面对如此顽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鲁迅的继续抗争也是一种缓冲和再思考。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沉默只是暂时的。这个寂寞而孤独的灵魂迟早要爆发。鲁迅的这种沉默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强力，常常令人感到困惑和害怕；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鲁迅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爆发出来的将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绝望的抗争。

　　鲁迅在创作《野草》期间，其思想是复杂而多变的，内心是压抑而苦闷的。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往往有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纠缠和斗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消极因素就是使自己的想象力在高峻的天空和广漠的旷野中任意驰骋，积极因素就是面对严峻的现实进行绝望的抗争。鲁迅在创作《野草》的时期，还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他的杂文更为集中地表现了内心矛盾的冲突中继续勇猛斗争的精神，他的小说更为集中地表现了消极和避让的心境。

　　散文诗是两种文体的结合：它是散文的，同时又是诗的。从散文的角度审视，散文诗是外视点的，它把作者主体情绪有限度地向外释放，即《野草》的想象力向天空和旷野释放。从诗的角度审视，散文诗是内视点的，它将作者的客观愿望富有诗意地表现出来，即《野草》的抗争意识是在现实中绝望地抗战。如果是这样，《野草》中的想象力和抗争意识存在着某种悖论语境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