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追风筝的人》看人物形象塑造

　　【论文摘要】马克·福斯特执导的《追风筝的人》根据胡塞尼的同名小说改编，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对原著的忠实，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基本上保留了小说之中人物值得玩味的成长历程、人物真切的情感与体验以及某些带有隐喻色彩的物品与人物之间的深层意义，这也正是《追风筝的人》的最大魅力所在。文章从主要人物前后呼应式的情感表达、次要人物的双重比照模式、隐喻模式与人物塑造三个方面，分析《追风筝的人》的人物形象塑造。

　　【论文关键词】《追风筝的人》;马克·福斯特;卡勒德·胡塞尼;人物形象塑造

　　马克·福斯特将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著名小说《追风筝的人》（TheKiteRunner）拍摄成了同名电影，而胡塞尼本人也担任了电影的编剧。[1]电影讲述了关于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漫长忏悔与主人公自我救赎的故事，并且因为这个故事被放在了阿富汗这个战火纷飞的特殊地域，使得整部电影充满了令人震撼的勇气和爱。尽管电影在问世之后毁誉参半，但是不可否认它给更广的范围内的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阿富汗历史与当代生活的途径，为未曾读过原著的人打开了一扇解读阿富汗人心灵的窗户。尽管由于艺术形式以及政治因素的限制，胡塞尼不得不改动了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但是在具体的场景、情节上，胡塞尼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处女作。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胡塞尼基本上保留了小说之中人物值得玩味的成长历程、人物真切的情感与体验以及某些带有隐喻色彩的物品与人物之间的深层意义，这也正是《追风筝的人》的最大魅力所在。

　　一、主要人物前后呼应式的情感表达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电影情节的铺排是息息相关的。《追风筝的人》一开始以主人公阿米尔的回忆展开，在其有关童年生活结束之后的叙事，基本上都是以线性形式展开的。[2]整个故事的叙事主线并不复杂，其中主要包括“阿米尔（包括阿米尔的父亲）的命运”“哈桑（包括哈桑的儿子）的命运”与“阿富汗这一国家的命运”三条主轴，而阿米尔这条线为主线，有力地将后两条叙事线索进行紧密的扭合。三线交织在一起，既有先后承接的关系，也有互相交融之处。因此，阿米尔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就直接关系到整部电影的得失。

　　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对于哈桑的感情体现在一句关键台词：“为你，千千万万遍（Foryou，athousandtimesover）”，这句台词分别出现在片头与片尾，形成呼应，给予观众极大的感动。在故事的开头，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对小主人阿米尔极为忠诚的哈桑。为了给阿米尔追回风筝，哈桑默默地忍受了恶少阿瑟夫的强奸，而目睹了一切的阿米尔也受到了某种愧疚的折磨，这里构成了影片的前段。中段部分，阿米尔与父亲移居美国，结婚生子，渐渐遗忘了与哈桑有关的童年往事，直到接到父亲密友拉辛汗关于哈桑的信。接下来则是电影的末段，在塔利班的恐怖统治下，哈桑为了守护阿米尔的家而被杀，阿米尔赶到巴基斯坦解救了哈桑唯一的儿子索拉博，同时哈桑的身份也真相大白，原来他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整个解救过程中，观众既为阿富汗的满目疮痍而感到触目惊心，又为索拉博再次遭受阿瑟夫的惨无人道的折磨而备感震撼。然而在阿米尔历经千辛万苦将索拉博带回美国后，带他放起自己童年的风筝，并对他说了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索拉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电影由此留给观众余味悠长的感动。

　　阿米尔这一人物在电影的开头是一个怯懦的富家子弟的形象，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感觉到父亲对他不如像对哈桑那样充满赞赏，因此内心对哈桑有一份隐隐的嫉妒。加上内心的主仆观念，他并没有回应哈桑说出“为你，千千万万遍”时纯真的友谊。然而哈桑无论阿米尔如何背叛、诬陷他，始终都对阿米尔怀有可贵的情感。而在影片最后，阿米尔对索拉博说出同样的话时，代表他愿意站在哈桑——孩子的父亲这一位置，正如哈桑曾经对他那样无比赤诚地对待对方。而此刻阿米尔、索拉博与哈桑、阿米尔之间形成一种呼应。阿米尔作为两对关系的连接人，他在温柔安抚心灵受过巨大创伤的索拉博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治愈。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前后呼应与反复印证比比皆是，这既烘托了人物的情感，也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如当阿米尔与阿瑟夫一伙恐怖分子搏斗，眼见不敌的关键时刻，正是索拉博用弹弓（阿米尔当年送给哈桑的生日礼物）打瞎了阿瑟夫的一只眼睛，实现了自救。这同时也使得索拉博的形象不再只是一个毫无反抗精神，被苦难折磨得麻木的孩子，也暗示了他与阿米尔之间天然的感情纽带。另外，这一情节也是对前面阿米尔与哈桑产生裂隙的一种对照，对无辜死去的哈桑而言，这枚将阿瑟夫打得血流如注的弹丸早在数十年前就应该射出，哈桑曾经为了保护阿米尔用弹弓打中了阿瑟夫的脸，被强暴的那天因为没带弹弓而使得他的悲剧由此开始。在日后的和平间隙，哈桑教会了索拉博使用弹弓并要他随身携带，而索拉博的复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一巨大悲剧的终结。无论是在电影的叙事还是在人物情感关系上，这种呼应都形成了一个闭环。

　　二、次要人物的双重比照模式

　　除了主人公以外，影片对于次要角色的塑造也是极见功力的，这些次要人物是服务于主人公阿米尔这个人物形象的。在阿米尔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哈桑以外，父亲、拉辛汗、妻子等人都对他的生命有过重要影响，没有这些次要人物的存在，阿米尔就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走向成熟。同时，影片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在塑造次要人物之时采取了一种双重比照的方式，让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之间存在某种对应与互文，从而深化观众对于主要人物的理解。

　　以在电影中占据相当篇幅的阿米尔的父亲这一形象为例。在影片的前半部分，父亲的形象是极为高大而伟岸的。作为当地的一个成功商人，父亲施舍穷人，建立孤儿院，具有一定的地位，在家庭之中关爱有兔唇的哈桑（电影中删去了哈桑兔唇的细节，兔唇也是一组呼应，阿米尔在后来与阿瑟夫的搏斗中被打破了上唇），对阿米尔有着崇高的威严。因为阿米尔的母亲难产而死，因此孱弱、愧疚的阿米尔在父亲面前总显得十分怯懦。如神一般的父亲甚至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他已经抛家舍业逃往美国的途中，还会为即将遭受苏军强奸的陌生女性挺身而出，可谓是一个勇敢的绅士。并且在电影的开头，父亲与阿米尔曾经有过一段深深震撼阿米尔的谈话，在对话中，父亲表示最令人唾弃的行为就是盗窃，也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杀人与欺骗都是盗窃的一种。即使是在父子二人流落美国之际，父亲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也是阿米尔奋斗的动力。然而转折点就发生在拉辛汗的信件寄到之后。阿米尔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父亲与自己都是“贼”，都曾经犯下过他们所唾弃的十恶不赦的盗窃罪。曾经行侠仗义的父亲与阿里的妻子有了私情，生下了私生子哈桑。对于阿米尔来说，父亲“偷”走了他知道真相的权利;对于哈桑来说，父亲“偷”走了他的合法身份和本应有的和阿米尔一样的优越生活;对于阿里来说，父亲则“偷”走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尽管阿里与父亲也是好友，但是因为逊尼派普什图人和什叶派哈扎拉人的宗教种族隔阂，埋葬了他们之间应有的美好情感。而与之相对照的，阿米尔的人生也与父亲有了惊人的重复。阿米尔也“偷”走了父亲知道风筝大赛真相的权利，并且污蔑哈桑偷了他的东西赶走了哈桑父子，随后用了整整26年的时间来赎罪以摆脱自己心灵的煎熬。最终，父子二人都走上了那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父亲曾经的过错与赎罪经历，首先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沉重的宿命感。正是因为父亲始终是人前完美的典范，使得他不能承认哈桑是自己的儿子;同时又因为愧疚他才刻意冷落自己那个幸运的儿子阿米尔，间接导致了阿米尔坐视哈桑的悲剧。但也正是因为这份血缘关系，才直接导致阿米尔奋不顾身地救回索拉博，终结两代人的恩怨。其次，父亲的经历又能促使观众更深刻地理解阿米尔为何能够正视自己人性中的丑陋一面，从而进行反省。另外，值得强调的是，阿米尔父子与哈桑父子是一对双重比照，而由父子两代人扩展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又是一对比照。个人的歧视背后是两个阶级、种族之间的压迫，这种不公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休止的种族纷争与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于是出现了电影中阿富汗在各种政治势力之下的反复易手，以阿米尔等人为代表的阿富汗人与这种社会现象是互为因果的。胡塞尼借助这种对人物群像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担忧和反思。

　　三、隐喻模式与人物塑造

　　单纯只有叙事支撑起来的人物形象，无疑会使观众的观感全部依托在情节发展上，较为单薄且没有回味的空间。隐喻则是一种与人类的认知有关的特殊语言现象，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景语皆情语。”[3]带有暗示意味的客观物象在作者/导演与读者/观众的交流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加强电影深度的有效手段。尽管因为社会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差异，观众并不能第一时间领悟到这些隐喻设置的意图，但是在观影后的讨论和交流之中，观众能通过对于隐喻的剖析不断充实对剧中人物的认识。

　　以风筝为例，风筝贯穿了全片且具有一种人文意义。本身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的重要习俗，这种文化传统在塔利班掌权后被无情地剥夺，这也是对阿富汗人欢乐与对和平向往的一种压制。另一方面，风筝本身象征着人的命运。[4]最初阿米尔与哈桑是喀布尔斗风筝的高手，两人曾经合力割断过无数人的风筝，蓝风筝也是父亲送给阿米尔的重要礼物，代表了一种父亲对阿米尔的希望（即克服自己的敏感柔弱，成为像哈桑一样坚强的人）。然而正是在赢得比赛，追回蓝风筝的过程中，哈桑饱受凌辱，阿米尔陷入自闭，随后两人因战乱分离。两个少年如同断线的风筝，再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风飘摇。而在片尾美国旧金山的旅美阿富汗人举行新年风筝大赛，阿米尔为索拉博放起风筝的时候，又意味着他重新夺回了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尽管无法回到梦中的阿富汗家乡，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继续生活。

　　再以石榴树为例。首先石榴树在电影中象征着阿米尔与哈桑的友情，影片一开始两人就在石榴树上玩耍，阿米尔在树上刻下了“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字样纪念两人的友情。而在阿米尔被自己的内疚所折磨时，要求哈桑用石榴来打他，茫然的哈桑不肯动手，于是阿米尔反用石榴打哈桑希望激怒对方，然而哈桑的举动竟是用石榴砸自己的头，让汁液流下来，因为他以为这样能令阿米尔好受。而当阿富汗陷入战乱之后，石榴树也多年不曾结果，意味着两人友谊的终结，以及苏联和塔利班对于阿富汗生态（包括环境生态与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其次，石榴树代表了一种鲜血献祭。哈桑被砸时浑身血红，石榴汁流在脸上时也如同鲜血。而鲜血在宗教中又有净化和救赎灵魂的功效。当阿米尔解救索拉博时，前者被戴铁拳套的阿瑟夫打得遍体鳞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哈桑的一种回报。

　　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使用了前后呼应、双重对照以及隐喻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为观众勾画出了一个阿富汗男孩的成长历程，并从此延伸开来，对整个阿富汗民族数十年中的悲惨遭遇进行了观照。正如他本人所言，他用电影中个别人的悲欢离合，拂去了蒙在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面孔上的尘灰，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观众关切这个陌生但是仍有希望的国度。

　　【参考文献】

　　[1]贺晓武.小说比电影更动人：谈《追风筝的人》的改编[J].电影文学，2009（02）.

　　[2]邓瑶.从拉康的镜像理论解读电影《追风筝的人》[J].电影文学，2014（20）.

　　[3]王国维.人间词话[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4]黄莹.《追风筝的人》中的意象呼应及其文化隐喻[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