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2)

　　第二个要求，文化诗学开辟了文化的视野，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提炼出一种文化精神来。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我们要进行一种价值的阅读。西方学者提出，阅读文学作品有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一种叫做“价值阅读”。“品质阅读”主要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衡量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而“价值阅读”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意义。如果自觉地对作品进行一种价值阅读的话，就会发现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季羡林先生用儒家的文化解读朱自清的《背影》，那么他的发现跟我们不同，按照一般人的解读，《背影》写的是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读，说这篇作品主要写的“父慈子孝“孝”，英文是翻译不出来的，这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如果硬要翻译，大概可以翻译成“对父母的虔诚”，很口罗嗦，英文里没有这个词，只有儒家文化有这个词，用儒家文化解读这篇作品，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把作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解读，这一点也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群鸡正乱叫”一句，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诗，这算什么诗。其原因就在没有把这句诗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去把握，所以你觉得不是诗。其实，这句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羌村三首》写在“安史之乱”即将结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乱，看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斗争，现在回到了自己的故园，杜甫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在斗，是鸡在叫，“群鸡正乱叫”，这个画面很典型地表达了杜甫对和平生活的神往，已经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温馨。如果把它放到原诗里边去，又把原诗放到“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解读，我们就会解读出许许多多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文化诗学提倡解读作品的时候要有文化语境，要文化语境化，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文化诗学还要着重考虑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按照德国当代著名的符号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学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的有六种，即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实际上我认为还可以把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包括进去。文化诗学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关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作品的新的意义。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这一点鲁迅早就说过，他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所以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这种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也就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我觉得总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学艺术研究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这种参照系，例如文学是一种文化，历史也是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进行一种互动的研究就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说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不少历史学家就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面，有很多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这种批评有时候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就不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在看了这些批评以后往往感到触目惊心，这些小说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就敢这么乱编乱写？实际上，我不相信这些作家和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就敢去写历史小说，就敢去编导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文学创作属于一种审美文化，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所写的作品能不能称为文学作品，关键就看作家笔下所写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是不是富有诗意。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认为“写作的主旋之一便是感受到诗意跟感受不到诗意之间的对照。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于历史，就完全客观地不动感情地照搬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感情过滤过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譬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以及后来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那么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剧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经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去忠实地叙述历史，编剧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一些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三国演义》里“空城计”这个场面，查一下史书《三国志》，是完全没有的，而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关的时候，也就是演“空城计”这个场景的时候，司马懿还在湖北的荆州担任都督，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诸葛亮对阵所以这个“空城记”的场面在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虚构的。这不过是一种情感评价，是美化诸葛亮，赞颂他有超常的智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过“情者，文之经”《文心雕龙情采》，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诗意特性。对于文学艺术这种文化，如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这是不合理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而是他们往往是要借历史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某种看法而已。历史作为一种文化要尽可能忠于事实。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在利用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改造了历史。从历史和文学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去探求文化意味。“文化视野”是文化诗学的第二点要求。

　　文化诗学的第三点要求，就是重视对作品的细读，通过作品的语言分析来寻找作品的意义。与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诗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抽象地来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本的语言。语言非常重要，它所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语言是一种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生活。语言与生活是同一的。当生活里出现一个新的词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运用。譬如读小说，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都不会忘记。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把一个坏人和奸臣的嘴脸暴露无遗。又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这句话，我们要加以细读，不能够像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那样，仅仅说它表现了旧礼教要吃人，不能这么一笔带过。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要在这里写“这历史没有年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是应该有年代的，为什么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呢？鲁迅想到的是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不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的事，因此说没有年代；漫长，在漫长的年代里面。另外，鲁迅为什么要写“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为什么“仁义道德”几个字是歪歪斜斜地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又是什么意思，“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敷衍的、随便的、不认真的，所以才是歪歪斜斜写出来，也就说封建统治者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敷衍老百姓的，不是真的，是假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为什么是从字缝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表面上他还是讲的“仁义道德”但透过这个‘字缝”，里面真正讲的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一次宣判。像这些句子，都要经过我们的一种细读。只有经过细读，文化意义才能充分被揭示出来。文化诗学重视通过语言来揭示意义，这是文化诗学所坚持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构想，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过去，把文学理论和批评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就是认为只有研究文学作品内部的语言才是有文学意义，才具有文学性，文学作品的内容，如审美意义、历史意义、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处于文学的外部。所谓“外部研究”就是对文本之外的作家传记、作家创作心理、与作品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是对文学的外部的研究。可以说，这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看法是很片面的，不科学的。文化诗学的构想就超越所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形成文学理论方法的一种新的综合，这是完整的、深刻的文学理论方法。

　　进一步说，文化诗学的文学观念，不是把文学看成是单一的东西。文学它有许多维度，其中语言之维、情感之维和文化之维，是文学许多维度中最重要的三维。文学是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艺术，它总是要透露出各种文化蕴含。这种对文学的理解比较完整，符合文学的实际。文化诗学是建立在对文学这一理解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新构想。

　　总起来说，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与复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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