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小说中的农村青年形象

　　摘要：建国后，以土改时期的“新人形象”梁生宝和新时期青年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青年，不再局限于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单纯成家立业的观念，试图找到一条实现个人价值的新途径。从他们身上能够清晰地体现出，社会变迁中农村青年追求理想方式的不同，以及所处时代给予个体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创业史》《人生》农村青年理想时代
　　一.梁生宝：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实现个人的精神追求
　　创业，是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是传统影响下成家立业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创业史》中，柳青塑造了把创业和社会主义变革相结合的“新人”梁生宝，再现了合作化时期年轻人的性格特点和对出路的探求，还原了农村青年的典型。
　　土改后分得土地的喜悦，对梁生宝来说不仅是政治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翻身，更是植根于脑海的创业思想的再一次萌动，因为他明白梁家祖祖辈辈创业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旧社会旧制度。对于给了他实现梦想机会的党，梁生宝怀着深厚的感情。此时的他已不再囿于个人成家立业的“小农阶级落后思想”，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投身党的革命事业，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听从党的指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那个时代农村青年必然的选择：在过分强调阶级成分和斗争路线的50年代，与地主反派划清界限、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是意识形态加给人们的普遍认知，就连城市的青年也被号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如赵树理在1957年致女儿的信中写道：“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才能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个什么阶段，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的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着直接关系……”这无疑更加明显地道出了青年在“乡胜于城”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实现个人价值的选择。联想随后开展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十七年文学诸多作品中对于青年出路的阐释（如杨沫《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化、宗璞《红豆》中主人公江玫坚持政治高于情感的态度），不难得出结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青年实现理想的途径，就是把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的梁生宝，成为“新人”的典型也就毫不意外了。建国后的一代青年，真心地献身于“伟大的事业”，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动机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把实现远大理想的过程融于历史的进程中，这一选择展示了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而此类小说结束时往往采用“新人”投身于新一轮的斗争风暴中的场景（如林道静在游行队伍中呼喊、梁生宝准备合作社的建立工作），以此来表达作家和官方话语角度对于此种“新人”形象和方式的认同。
　　二.高加林：在社会的重压中重塑个体的人格
　　柳青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深切体察，对“动机—命运”模式的讲述，给了后来作家以重要的影响。路遥的《人生》可以说是置换了“城胜于乡”的时代背景下，另一种生存状态下的农村青年的缩影。
　　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青年奋斗的心态和目的，已经和建国初期被过分渲染的革命热情有了天壤之别。面对巨大的城乡差异，高加林意识到“非要离开高家村不可”，他深知农民的艰辛，所以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当土地的奴隶，而这也成为当时所有农村人的共识。甚至在面临巧珍热烈而淳朴的感情时，他也不得不去掂量个人的前程是否会被与巧珍的结合所改写：“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高加林面对爱情的抉择，体现了当时的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即一切服务于脱离土地的愿望和成为城里人的梦想。社会地位、身份认同、职业、工资等等一系列物质的因素已经浸透到他们的思想中。
　　所以，在面对虽然是凭借关系得到的工作时，高加林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勤恳努力，这仿佛也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往城市的坦途：“他的心随着疾驰的汽车飞腾起来”，尽管这路上还会有许多未知的波折，但这不失是以他为代表的广大农村青年追寻理想的转折点，甚至是个人生命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然而是否单凭着个人的踏实肯干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的情节在显示戏剧性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青年往往在不可抗的力量中经历“迷惘—追寻—再迷惘”的怪循环。高加林“落榜—当民办教师—被排挤失业—当农民—再次参加工作—再失去工作”的经历，仍然是千千万万农村青年们不幸遭遇的生动写照。此时，追寻个人的价值和顺应社会的潮流之间仿佛产生了断裂，以至于农村青年在迷惘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解释这一矛盾的现实。
　　三.奋斗背后时代的倒影
　　其实无论是梁生宝把个人理想与社会建设相结合，还是高加林在努力过后仍然找不到理想的方向，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由此也能体会到国家的政策方针对于个体命运的巨大影响力。
　　梁生宝所处的时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各级党委、干部的领导下，在各种宣传和标语的潜移默化中，在过分强调阶级意识的敏感环境里，个体情绪很容易被感染或煽动，这也能从侧面解释《创业史》中对于贫农同仇敌忾的场面的刻画。当时的任务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于是在提倡互助反对单干的背景下，“共同富裕”显然成了农民的心愿，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农民千百年的创业梦想和党的政策不谋而合，这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建国初期农村青年热情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动因：历史的发展给了他们在社会浪潮中实现个人理想的可能。
　　而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加上户籍限制以及先前建设中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输出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城乡的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形成城乡二元化体制。优越的资源、科技、资金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的面貌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城胜于乡”取代“乡胜于城”，成为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这种情况下，农村的青年希望脱离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城市里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城市早已和农村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不同的人们在生产生活方式、待人接物上有明显的不同，农村受到了来自城里的歧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又是国家发展几十年累积的必然结果。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称呼已经被标签化了，进城当干部，物质丰盈，精神饱满，被人羡慕;回村当农民，又累又困，且终生为土地所困，而且这种差异还会延续到下一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