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新世纪小说中的身份焦虑(3)

　　刘言在回乡的时候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关于自己的属相，小龙、大龙、兔、猴、狗不一而足，时辰是热天的黄昏还是冬天的清晨，职务是科长还是处长、副处长，这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最后都成了问题。“最真实的东西也许正是最不真实的东西。”“你真的以为你就是你自己吗？”这一切，导致刘言在朋友生日聚会上的爆发。

　　在此，我们不禁惊诧于名字、语言、生日、相貌等因素在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名字、生日等因素的牵绊，它们构成了人们身份的一大部分，也成为人们自我确证的重要依据。但是它们可以完全左右人们的生活以至人生吗？难道名字、生日不能确定，“你辛辛苦苦努力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人生”了？现代人的身份感、自信感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在市场经济大潮下，人们丢失了什么？

　　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行驶在现代快车道上的城市人，很难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如此便需要用外在的名字、生日、相貌等因素来确证自己。当这些外在因素不能确定的时候，人便感觉自我确证出现了问题、自我的意义消失了，造成自我的迷失。

　　“身份焦虑作为一种对于自身在都市生存中不确定性的情绪流露，是现代人身处城市的话语之中，对城市现实感到无奈和不满意、而理想之城的寻找和建构又未完成的惶惑，其中透露出来的是现代都市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对归属、对家园的急切渴求。”[3]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人们迈着匆匆步履，默念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时代的快车道上奋力前行，唯恐落伍和失败，人们都来不及等待灵魂跟上自己的脚步。现代城市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人们所一贯认同的文化习惯的变化，社会关系趋向冷漠疏离，导致身份转换的不适应以至人性的失落和自我的迷失。因此，转型时期城市人的身份焦虑，便来自“认同城市，但却又无法全然地与现代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交相融合，无法在城市中真正实现自我”[3]。城市人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身份焦虑可见一斑。

　　三.寻找——回家的路

　　农民工抑或是城市底层大众，他们身份的无所归属或是不能确定，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无所适从，代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受压抑以至被异化。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底层民众对于身份的焦虑正是出于他们对确证自我的执着追求，对安心生活的热烈向往。范小青描绘他们遭遇的精神困境，也表现他们性善、坚韧而通达的精神，这使她的创作感染了生活的热度，使得其作品在严峻中显出温情，在沉重中带有轻松，给人以温暖和慰藉。这其实也正是范小青在试图为深陷身份焦虑困境的现代人，寻找精神出路并创造可能的条件。

　　社会现实总是抛出一个又一个难题与疑惑，范小青也不断在创作中找寻“别一种困惑与可能”，她的小说题目经常是疑问语气：“谁能说出真相”，“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你要开车去哪里”，“哪年夏天在海边”等等。发问是范小青的思维特征，是其小说坚韧不拔的主旨，是其创作寻寻觅觅的助推器。[4]范小青的创作总是在无疑处有疑，让人们跟随小说去追问事实的真相，寻找真正的自我。

　　“问人问自己，能问出长长短短？长长短短，何人评说？所以我不必很在乎长和短”。“其实却是问的‘我是谁’，明明知道‘我是谁’不会有答案，偏偏还是不肯放弃”。[5]于是范小青笔下的人物总是执着地想要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获得问题的最终答案。他们不断地寻找，跨越时间、地理等各种障碍，以求获得心灵的安宁。《城乡简史》中自清，为了自己的日记远赴甘肃农村；《谁能说出真相》中沙三同根据线索不断访求丢失的笔筒；《我们的朋友胡三桥》中王勇不断打电话想要找到当初见到的那个胡三桥。结果是他们都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东西、想要找的人、想要弄清楚的事，最终他们不再寻找，却通过这寻找的过程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在寻访的过程中，在是与不是的错位中，他们渐渐地体悟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渐渐明白了自己是谁。这便是他们确证自我，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解除身份焦虑的过程，也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

　　要特别指出的是，范小青苏州小巷题材的作品，似乎为人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回家的路》中，彭师傅夫妻坐在小巷口等痴呆的儿子彭冬回家，而吉秀水也在为彭冬担心的过程中更加靠近了河那岸自己的家，他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回家的路。《回乡记》是范小青钟爱的小巷题材的作品：回乡看到婆婆、奶奶的生活，看到那些自然、平静、和谐的日子，浮躁焦虑的心便找到了依托，母亲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就找到了。

　　范小青毫不掩饰对于苏州小巷题材作品的喜爱，她说：“其实我很偏爱我原来的一些中短篇小说”[6]。因而，她时不时总要写一些此类题材的作品，而正是这鹰扬巷、朱家园、六福楼为现代人失落的自我找到了寄托，范小青也以此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态找到了出路。其实，人们一直所寻找的都在那平淡安宁的小巷生活中，在内心的自足与平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