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和他的西昆体诗歌(2)

　　说杨亿，肯定要说西昆体诗歌。我们知道宋朝词坛有非常著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长期并存，又相互辉映的局面，使得整个宋词的天空显得那么绚烂。事实上，宋时诗坛不止是豪放与婉约的争鸣，宋初诗坛上，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就与学习白居易为宗旨的白体（代表人物王禹），以及学习贾岛、姚合为主的晚唐体（代表人物林逋），并成争鸣之势。不过，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以李商隐为楷模的诗歌风尚主宰了宋初整个诗坛。

　　当代研究者中，有人把西昆体直接叫作“宋时的‘歌德’文学”，也有说是“宋时的贵族文学”。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不能说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争鸣，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李义山体、白乐天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如《始皇》、《汉宣》等诗，可称盛世哀音。因此说，杨亿为首的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它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境界，但是相对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它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只是，西昆体学习了李商隐的“用典刺世”的技法，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有“意旨常显得语焉不详，绝不说破”的典型特点，有些诗就变得比李商隐的诗更晦涩难懂。这一点，也影响了西昆体的进一步发展，并一直为后人所诟病。杨亿的《因人话建溪旧居》，就是西昆体很具代表性的一首：

　　听话吾庐忆翠微，石层悬瀑溅岩扉。风和林籁披襟久，月射溪光击浪归。露畹荒凉迷草带，雨墙阴湿长苔衣。终年已结南枝恋，更羡高鸿避弋飞。

　　南宋大儒朱熹评之为：“巧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的确一语中的，十分精当。杨亿的诗总是这样精巧雕琢，但雕琢的痕迹又常被巧妙地掩过，这是大家的风范呀，千古让人钦叹！自然，西昆体的突出的毛病也在这里，雕琢过度，用典过多，太重形式，以致一些诗显得内容空洞，又难于读懂，影响了诗的表现力和亲和力。

　　史书都说，杨亿是一个正直耿介，又相对严肃、不善开玩笑的人。有一次甚至就因为皇帝跟他开个小玩笑，他说差点辞官不做了。那是一次他替真宗起草答契丹书时，有一句“邻壤交欢”，真宗在“壤”字旁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字和他开玩笑，哪知杨亿脾气上来了，马上改为“邻境”，第二天一早就以不称职为由，提出辞职，真宗尴尬地对身边的近臣说：“杨亿这人不通商量，真有气性。”在我的想象里，这样的人写诗多用典，始终一股子的书卷气，似乎是自然的事。然而，细读杨亿的诗，其实，也有气息清新，真正浑然天成的作品，如他写家乡浦城的《赠别》：

　　梦笔山前君别我，下沙桥下我思君。黄昏更过西阳岭，满目青山与白云。

　　这诗不再用典，直写前景，直抒胸臆，把真挚的情谊融入如画的风景中，自然清新，灵动而明快。

　　又如他的《咏傀儡》一诗：

　　鲍老当庭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他干脆用俚俗之语入诗，浅白而风趣，说是写戏曲里的傀儡丑角，其实是调侃世态，讽喻人生的，写得很有机趣，好玩，也好读。

　　惜乎世事变迁，如今已经完全找不到西昆体诗歌曾经辉煌的痕迹了，只是杨亿这些颇有机趣的诗还在被解读和传颂着，是他留给浦城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当然，杨亿留在浦城的文化遗产还有一个墓。宋代非常时兴名人给名人写墓志铭，杨亿的墓或许还能考证出哪能位文化名人大手笔的墓志铭呢？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这次采访时，我用了一整个下午，要去寻找杨亿的墓。到了仙阳镇下洋村的古杨村周围，据说曾经亲到杨亿墓前拜谒过的分管文化宣传的副乡长叫来了村长和一位村干部，带着砍刀陪我上山，走了好长一段山路、顺着湖加源泻洪道上山，一路砍着一人多高的竹子和灌木，在秋风潇瑟声中，一路搜寻着着上山，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杨亿的墓，心里的失落是难免的。想想创造了西昆体的杨亿，文学成就应该算是很辉煌的，然而，数百年淹没草丛中，再难寻找，怎不叫人喟叹！但再读杨亿的诗句时，又觉坦然了，杨亿不是说了吗？“黄昏更过西阳岭，满目青山与白云。”或许这才是人生的大境界，生与天地同在，死与天地同在，干干净净而来到这个世上，清清白白离开这个世上，不必刻意要留下什么，似乎真的什么也没有留下了，其实他留下的，已经和“满目青山与白云”同在，看看这青山、这白云，读读这诗句，杨亿的音容笑貌不是宛然而在了吗？还有什么好感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