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重庆市城市地域变迁初探

　　[摘 要]重庆[1]是在古代江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了，而民国时期是重庆城市拓展的黄金时期。民国时期重庆市在城外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拓展，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是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关键词]民国时期；重庆市；地域变迁

　　重庆市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四川的东南部。主城的中心点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是我国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其历史源远流长。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重庆建市起，重庆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过陪都时期的大规模的建设，重庆基本有了现代城市的规模了。

　　一、历史时期重庆市的地域概况

　　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重庆在旧石器时期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了。战国时期，公元316年，秦国灭掉巴国，并派张仪在此筑城，张仪选择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江北嘴作为地盘，修筑了面积近1公里的围城。[2]这是江北城形成的雏形，也是重庆历史上有史记载第一次筑城。三国时期，李严进行了第二次拓建“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水通入巴江，使城为州，以求五郡置巴州，造苍龙，白虎门，别郡县，仓皆有城。[3]这次李严主要开发的渝中半岛的中区，南边沿长江从朝天门到南纪门附近。北线沿嘉陵江从朝天门到今天的新华路、人民公园和较场口一线，此时的面积也扩大到了近2平方公里。南宋嘉熙二年，彭大雅进行了第三次拓建，向西拓展到了今天的临江门、通远门一带，范围比李严扩建的江州城扩大了两倍，奠定了此后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4]明朝洪武年间，在戴鼎的主持下，重庆市进行了第四次扩建，这次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整修扩建的，在重庆的旧址上砌石。“新城墙高10丈，周两千六百丈，环江为池设有城门十七九开八闭。”[5]

　　清朝时期，重庆市基本保持原来的状态，只是在个别地方有小范围的培修，主城的西界一直维持在今天的临江门、通远门一线直到民国前期，重庆市的地域格局依然维持着这样的现状。同时，在今天的江北区嘉陵江沿线和巴南区的长江沿线有部分零散的街市，但规模不大，并未连成一片，两岸只是独立于渝中之外的小的聚落。

　　二、重庆市的地域拓展的原因

　　首先，是重庆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重庆位于我国的东部和西部内陆的接连处，内接近我国内陆腹地地区，外联江海。重庆市是四川与外部联系的接连处，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民国时期，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远远未得到普及，是以水运为主的时期，而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水路便利，城市经济发展了，人口膨胀，交通等各方面设施不能满足需求量，所以只能突破原有的城墙向城外拓展。

　　其次，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偏向重庆，客观的促进了重庆市的壮大。“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和速度与其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6]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从1937年起陆续向重庆迁移大批的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转移进来的人员大多是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大量的工厂也随即转入重庆，这直接促进了重庆市的工业的发展与壮大。

　　最后，是抗战时期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促使市中心的人口向外围疏散，疏散的过程中是导致重庆地域拓展的重要方面。为了减轻日本轰炸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国民政府统一安排市内的学校、市政府机关单位以及市民等向周边地区疏散，建立“迁建区”，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之内，在今天的歌乐山、青木关与北碚之间形成了大片的迁建区[7]。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促进了市区的范围的壮大，城市结构的调整。居民疏散区在重庆周边形成了新的卫星城市，新形成的卫星城市在后来交通发展的基础上连城一片。

　　三、拓展规模

　　重庆市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拓展，既有政府大规模组织的，也有居民自己向外围搬迁自愿而扩展的。以1937年为界限，重庆这一时期的拓展又可以分为近地域拓展和远地域拓展两个时期。近地域拓展规模不大，只是沿城市边缘小范围的扩展。远地域拓展一种被迫的拓展，拓展的速度快，受半岛的特殊地形限制，市区的建筑多建立在沿河流和平坦的区域，建筑群落呈现分散的特点。

　　（一）近地域拓展时期（民国初期到抗日战争时期）

　　清末重庆开埠后，重庆的经济发展十分的快，成为我国西南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但是市区的市政建设一直十分的落后，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需要，这种状况直到1921年才有所改变。1921年11月，刘湘控制重庆，设立商埠办事处，任命杨森为督办。杨森在市政方面给进行了整顿开拓市区工作。“欲先开辟北岸，拟定自江北城外之打鱼湾，下至唐家沱一带，沿江筑堤三十余里”[8]。杨森开发了今天的江北新区，在渝中半岛旧址地区也进行了开发，突破了原有的西界远通门一线，远通门外围也建立了楼房。由于时间短，建筑的面积十分的有限，1922年刘湘战败，重庆市的市政建设告一段落，各项规划也基本成为了泡影。1922年到1926年间，重庆的市政基本的停止，拓展的空间不大，基本上是沿城边部分居民私自扩建。1929年2月重庆正式称市，潘文华任市长，制定了拓展计划，划定了市区的范围，范围包括今天的渝中区、江北区嘉陵江出口一带，南岸区长江沿线的小块区域，实施了大规模的拓建，重庆的建设在这时才步入正轨，拓展也在这时开始了。

　　潘文华上台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大规模的迁坟工作。据统计，从1928年8月至1934年5月的六年半里，一共迁坟435594座。[9]迁走坟后，在远通门西部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同时，潘文华上台之后，确定以半岛朝天门一带为中心，沿长江和嘉陵江上下游的南北两岸的环城30里为市中心的管辖区域。1933年划定市区界限时又将今天的江北（今天的江北嘴至相国寺一带）和南岸区的巴县市区的部分地域（今天的玄坛庙至龙门浩一带）纳入重庆市的辖区之内，使全市的水路面积达到了93.5平方千米。到1935年潘文华离任前夕，重庆市的西界已经拓展到了两路口、上清寺一线，面积扩展到了原来老城的两倍多。从此，重庆市的辖区面积超出了渝中半岛的范围，初步奠定了以渝中半岛为中心，地跨嘉陵江和长江两江，三足鼎力并向四周拓展的城市发展格局，为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发展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市基本上完成了近地域拓展，抗战前夕，城市的面积从民国时的5平方千米发展到12平方千米。[10]从这个时期市区的拓展的空间格局来看，主要沿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发展，围绕着水边发展，这有早期城市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