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噶礼的盛衰荣辱及其原因(2)

　　其四，噶礼在地方上结党营私，瞻徇庇护，形成庞大的地方势力。噶礼与赵凤诏等沆瀣一气。噶礼曾对康熙言：“赵凤诏材技、操守皆好，不惧于人……黾勉效力，爱民，人甚称扬之。”[24]赵凤诏亦称噶礼“为山西第一清廉官。”[25]四十五年，噶礼被袁桥等人参劾时，便有山西学政邹士璁为噶礼大造舆论，“代山西士民疏留噶礼”[26]。

　　其五，康熙为政“尚宽”，认为“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27]尤其是晚年，“大约在康熙四十二、三年，即康熙皇帝五十岁以后，他一改中期的严厉惩贪政策，开始允许官吏有所染指，对揭发出来的贪污犯也放松了追究。”[28]

　　二、两江总督时期

　　四十八年，噶礼总督两江，擅行威福，权倾一时。江南自邵穆布以来，地方颓坏已极，噶礼初到两江地区，整饬地方事务，所参官员甚多，其以克扣钱粮、亏空库帑等由，“历疏劾罢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29]，实是借整饬事务排斥异己。张伯行巡抚江苏时，遇事持正，噶礼与之不相能，张以病乞休未获准。

　　噶礼弹压各异己势力，却未能始终端正自己的行为，不久便复态故萌。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发生科场行贿案，噶礼牵连其中。由此还引发了督抚互参案。张伯行疏参噶礼得银五十万，贿卖举人。噶礼旋即参张伯行“纵盗殃民”、“徇私作弊”等七条罪状。审理案件的钦差多偏袒噶礼或为其所制而做出有利其的决议。初，康熙认为“张伯行疏参云噶礼得银五十万两，未必全实，亦未必全虚，即噶礼所参张伯行之事，亦必有两三款是实。”[30]张鹏翮会同赫寿审理后认为应将张革职，噶礼降级留任。康熙认为案件并未彻底审清，这样的审查结果是草率完结，改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重审。结果仍旧建议维持原判。对此，康熙认为张伯行居官清廉，为天下人所尽知。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其后又表明信不过噶礼的操守，吏部等衙门再议的结果是将噶礼、张伯行俱革职。最后康熙为此案作出噶礼被革职，张伯行留任的决定。

　　此前山西任上噶礼屡被弹劾，康熙却对噶礼保护甚至提拔，此时的督抚互参案，官员偏袒噶礼，而康熙却对噶礼作出革职的处罚？

　　首先，噶礼在总督任上不加收敛，擅行威福，更有贪污罪行连其至亲之人都深以为耻。《啸亭杂录》载“上因询其子所为，何以与张龃龉故。其母乃言子贪状，且言张之冤缱。上怫然曰：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31]其次，噶礼性喜生事，打压异己，康熙对其产生疑心，信任不再。噶礼曾摘录陈鹏年《虎丘诗》，奏称内有悖语，康熙认为并无他意，因而不为所动。又曾弹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等到李麟迎驾，康熙试之以骑射，俱优，“朕于是心疑噶礼矣。”[32]再次，张伯行素有廉洁之名，是天下人心中的清官。而噶礼连康熙都知其非清廉官，不信其操守。清官于地方、百姓乃至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保全廉吏，可“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33]将清官张伯行夺职的决定，康熙当然不能同意。而会审的官员、噶礼的支持者、甚至曹寅、李煦，亦有包庇噶礼之言。各方人员的举动表明噶礼的势力庞大，其关系网遍布朝野。而大臣树党营私为统治者所忌讳，如此前的鳌拜、索额图、明珠等。最后，康熙表明自己对满汉一视同仁的需要。清朝的统治实为满汉地主联合专政形式。康熙言“满汉俱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一体，并不分别。”[34]噶礼与张伯行的互参，为康熙再次表明自己视满汉一体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汉族官员消除疑虑，更好地为朝廷效力，根本原因是为巩固清朝的统治着想。

　　五十三年四月，噶礼被其母控告与其弟色勒奇、子甘都在食物中下毒意图弑母，终被康熙赐令自尽。

　　三、结语

　　噶礼，以门荫授吏部主事，督运粮草有功受康熙赏识，其后，短时间内屡被擢升，跃居巡抚之位，其仕途之顺畅令人惊羡。其虽有肥己殃民之举而屡遭弹劾，但因勤敏能治事、帝爱其才及诸多因素交织，长期未被查办更跃居总督之位。然报应不爽，终于总督任上被革职。最后更因丧尽人伦，欲毒杀其母而落得身被赐死，妻子家人皆受惩罚的结局。与其出任封疆、风光无限之光景相比，其结局之凄凉亦令人不胜唏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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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史列传》[M].甘文焜，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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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6]、[32]、[33]《清史稿》[M].卷278，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04、10105、10105、10107、10107页。

　　[13]、[31]昭梿.《啸亭杂录》[M].卷10，《噶礼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4、354页。

　　[28]何孝荣.康熙惩贪述论[J].清史研究，1996（1）：34

　　[29]《归田琐记》[M].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