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子部与集部类目的设置(2)

　　二、集部

　　在古代文献四部分类中，集部居第四位，而最早出现于目录，是《七略》中的“诗赋略”。两汉以前，无“集”之名，抒情明理之文与辞赋诗歌大都以单篇形式保存在史传中，所以《汉书·艺文志》无集部之设，于“诗赋略”中著录诗赋作品，类分五种。南朝宋王俭在《七志》中，致“诗赋略”为“文翰志”，从类目名称上看当时的文学作品已不仅仅限于诗赋，已经把文章包含在内了。梁时阮孝绪《七录》设“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杂文四类，《隋志》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图书，于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它奠定了以后目录分类中集部类目的基础，后世目录集部的分类，都是在此基础上增损合益。纵观从《隋志》至《四库总目》的历代目录著作，集部子类变化最小，除《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无楚辞类外（其著作合并至别集类），其他则均设有楚辞、别集、总集类。新增类目，《崇文总目》设文史类，《郡斋读书志》设文说类，《直斋书录的解题》增设文史、诗集、歌词、章奏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同《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设诗文评、词曲类。

　　《郡斋读书志》将《崇文总目》文史类中的有关史学批评的书析出置于史部，而在集部设文说类。文说类著录的是历代评论诗文等文学作品的著作，如《文心雕龙》、《金文要诀》、《韩文辨正》等。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自觉，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先有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继之则有西晋陆机的《文赋》。南朝齐、梁时期，出现两部重要的诗文评名著，一为刘勰所撰论文之《文心雕龙》，一为钟嵘所撰论诗之《诗品》。《文心雕龙》是一部从理论上对前代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总结的文学批评巨著，《诗品》是一部专门品评诗歌创作的著作，对后世的诗歌评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之后，文学评论著作日渐繁盛。但是相比较于其他类目数量还是不多，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单独立类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附录于相近的类中，《隋书·经籍志》便将《文心雕龙》放在了总集类中。随着学术的发展，此类书籍日渐增多，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批评之类的书籍，并在集部单独设立。从《崇文总目》之后的各种书目均设有此类，但也只有《郡斋读书志》于此类仅著文学批评类的书籍，这是晁公武颇有见识的一面，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有了最合理的归类。

　　关于词类，《郡斋读书志》并未设类，也没有著词类的著作，大抵是由于公武认为词乃鄙俗之作，“倚声未技”、“不足重轻”，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文人的意见，词是来自民间的通俗文艺样式，在宋人眼里，只有诗和散文才是正统的文学样式，宜于反映社会中的“重大题材”，至于来自里巷的“曲子词”则属于“末技”“小道”，是反映一己之生活的。公武此种观念是带有局限性的。但他之后的陈振孙却大胆地设立了歌词类，其后许多书目皆因之，此种做法具有独创性，至清《四库总目》将词曲合在一起，设立一类，列于集部末尾，在目录学上有所突破，但又十分保守。因是词是宋代文学代表，曲为元代文学代表，同样都为一种较大的文学体裁，词与曲应平行单独设立。

　　诗集类，仅《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设立，但此种分类法较纷繁与其他类有重复，故大部分目录学者未从之。

　　到于章奏类，一些目录著作将之设于集部，显然不合理，应入史部。

　　参考文献：

　　[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宋）郑樵.通志·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倪士毅.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J].杭州大学学报，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