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那些颇具“杀伤力”的谣言(2)

　　攻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内守旧派，二是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就埋了“地雷”。作为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来到英国之后，他把郭嵩焘的“不轨之举”都记录在案。譬如：某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冷，陪同的英国人出于礼貌将自己的大衣给郭嵩焘披在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外事活动时，外国国王入场，郭嵩焘随其他国家外交官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批评这是大失天朝上国国体之举；甚至，连郭嵩焘用银盘盛糖酪待客、夫妻擅自“充电”学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都一一记录下来。

　　1878年5月，刘锡鸿给清朝总理衙门写了封告状信，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其实，都是造谣中伤郭嵩焘而已，国内的守旧派以及与郭嵩焘政见不同者也发起对他的攻击。当时国内官场比较有名气的张佩纶、李慈铭、何金寿等人都借助从国外传回的谣言攻击郭嵩焘。张佩纶认为如果再继续让郭嵩焘在国外当公使的话，会导致“人心之患直恐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而已”。何金寿说得更尖锐，他借助于郭嵩焘的日记以及刘锡鸿的近乎谣言的密报，直接就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说郭嵩焘是个汉奸卖国贼。

　　这伙人的谣言使得国内很多人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将郭嵩焘调回、治罪。1879年，当郭嵩焘卸任回到湖南湘阴老家时，乡绅也散布郭嵩焘卖国的谣言煽动老百姓指斥、声讨他“沟通洋人”出卖国家利益，这使得郭嵩焘积愤郁闷。

　　其实，郭嵩焘任驻英国公使期间，在维护祖国尊严与安全上做出了很大业绩。西方人对郭嵩焘评价颇高，说这是他们“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而且，当时掌控帝国大权的慈禧太后也知道郭嵩焘的为人绝不会如谣言所说的那样，否则的话，郭嵩焘岂能安稳地回到他老家。但是，在谣言面前，慈禧也只好妥协。众口铄金、谣诼害人。

　　四、1870年，天津民间无知谣言引发“国际纠纷”

　　同治九年（1870年）初夏，天津流传着一种说法：天主教堂为了做药引子，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派人到大街上向儿童撒迷魂药，而后把小孩子骗进教堂把眼睛挖下来，把心脏摘下来当药引子使用。并且，还有人印证说在郊区义冢看到很多抛弃的幼儿尸骨，传言“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口口相传，让天津市民“人心不定”，非常惶恐。家长们几乎不敢让小孩子们上街。越是没有小孩子上街，使得大家越认为真有其事，这个消息惊动了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兼兵部左侍郎崇厚，为平民愤，他传讯对天主教堂负责任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到公堂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阴历），丰大业才一出门就被民众盯上，为了表达愤恨，天津老百姓都向丰大业的身上扔砖头、瓦块，丰大业非常气愤，跑去痛骂了崇厚，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崇厚。丰大业回领事馆的路上，与天津县令刘杰的仆人又发生了肢体冲突，失去理智的丰大业竟然掏枪击中了刘杰的仆人。这一来，把事态扩大，早就蠢蠢欲动的围观市民“忿怒已极”，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丰大业给活活打死了，而且，还聚众烧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

　　这一来，激变为严重的外交事件，清廷派遣当时极负声望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来查办这件事。他传讯了很多信教男女，查明了天主教堂并没有诱骗、残害小孩做药引子其事，此传言“全系谣传，毫无实据”，处理结果是，天津府县两级官员被革职流戍，处死了十几个传播谣言、带头闹事者。

　　一起带有排外意图的谣言，因为百姓不辨真假，盲目信从，引发了中国近代史称之为“天津教案”的外交事件，“酿成巨案”，还差点引发战争。

　　五、祖宗的神主牌能换大洋

　　19世纪70年代，电气刚引入中国时，正是积贫积弱的动荡时期，国人感觉处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压榨，于是，对于外国人把电气引入中国，潜在地就有抵触情绪，加上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什么科技知识，于是，当时关于电气的谣言在民间广为传布。“泰州为扬属一大邑，早经设立电报局，以便官商寄信之用。”（《益闻报》）有人就散布谣言说，电报局所用的“电气”是用死者的魂魄提炼而成的，所以，电报局的人专门收集老百姓供奉死者的神主牌来造电气，并且，神主牌是以个数来计价格的，每个价值四五十元，但是，对于神主牌也有要求，必须是三年以内的新丧死者才可以。而且，电报局买了神主牌后，“饬人领至坟所，口念咒语，即有小虫从坟中出，即系死者之魂，捉入木匣，又挖取牌上主字，则有鲜血迸出滴于瓶内，持归，合药炼成电气，便可传消递息。”（《点石斋画报》）

　　这个关于电气的谣言，活灵活现，在当时的苏北地区传布很广，愚昧无知的百姓信以为真，紧紧地看住自己家的神主牌不说，更对电报局深恶痛绝。有游手好闲之徒认为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偷了别人家的神主牌到电报局出售。

　　最终，谣言就是因为那些被谣言迷惑、异想天开的宵小之徒到电报局卖神主牌而击破的。“局员问（神主牌）作何用”，此辈以“局中需购此物”回答。电报局也听到了这样的谣言，但没想到真有人以此当真，把该人“立即驱出，一面函请州尊赵小帆刺史出示谕禁”（《点石斋画报》）。

　　六、清政权也被“谣言”击溃

　　有时，历史也很滑稽。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就是在谣言的推动下，猝然爆发的。

　　“中秋起义”这个古老的传说，传遍了1911年9月的武汉三镇，形成一片浓郁而神秘的紧张气氛。当年的中秋是10月6日，为加强戒备，10月4日，湖广总督瑞澂命令提前一天发放新军中秋节“犒赏”，取消中秋假日，并严禁士兵出营，收缴汉族士兵子弹。10月9日，一条“捕杀剪辫者”的谣言又疯传于武汉，各种谣言交织汇集起来，使得武汉百姓尤其是新军士兵人心惶惶。

　　10月10日凌晨，武昌全城都知道了刘复基等三位革命党人被清政府杀害的消息，早上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被捕，他们都是剪了辫子的人，这更让人相信当局确实是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当时新军中有不少士兵，在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辫子，这时纷纷恐慌起来，全城都笼罩在惊恐不安和谣言纷纭之中。此时，各处又纷纷传言，反动官府将“按名捕杀”革命党人。毫无疑问，这是起义组织者给计划起事的新军士兵下的最后一剂“猛药”：再不起事的话，计划起事的士兵一个也活不了，不起事就一个字“死”，起事才有活的希望。于是，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10月10日晚8时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

　　其实，在清末，蓄意造谣来扰乱清朝统治，以挑起社会民众的不满的事例屡见不鲜。譬如，革命党人办的《苏报》，就堪称为“造谣先锋”，曾任该报主笔的章士钊后来坦言：《苏报》曾伪造电讯和“上谕”，“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此一来，“京陷帝崩”有之，“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有之……其实都是谣言而已。而且，1911年的中国，谣言满天飞：陕西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湖北民间传唱“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中秋节杀鞑子”……于此，清政府毫无有效对策。

　　结语

　　谣言有大有小，无处不有，无时不有。但在遭逢灾年、乱世时，谣言尤其多，传播速度更快。因谣言而产生的轻信、恐惧，会产生连锁的其他反应，恶化事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或许导致信任度降低，尤其是公信力的降低则会产生社会学称之为的“塔西佗”现象，会反助谣言，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伤害。谣言毕竟是谣言，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只是迟早而已。但是，谣言如果不能及时被止住、控制，或于个人名誉，或于社会稳定，危害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