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2)

　　梁启超的自我期许，在文学的想象中，可以自由驰骋、两全其美；而在政治的实践中，却只有进退失据、处处碰壁，以悲剧的形式落幕。

　　悲剧一革命与改良，不可得兼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而梁启超欲同时做加富尔和玛志尼，无疑是异想天开。在现实中，必会被视为脚踩两只船，改良派不会允许，革命派也不会允许。

　　梁启超是康有为手下一员猛将，康有为不满于其革命倾向，又不舍将其扫地出门，推向革命阵营，便只有以言语严加训诫，以经济手段相逼迫，甚至要其暂时离开日本以减少其与革命派的联络。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国。游美之初，其一面向康有为悔过，不该倾向革命；另一面却又向人表示，并未放弃革命。他还在力图同时维持自己与改良派、革命派的密切关系。对革命与改良，他仍试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亲身游美，梁启超发现，中国人的政治素养过低，尚无力驾驭共和政体，故当下不宜向国人宣传革命。回到日本后，梁启超言论回归改良，革命党人却不能容忍，与梁启超展开了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就这样，梁启超只能固守在改良的营垒中了，形势不允许其当玛志尼，他只能当加富尔了。

　　国家的进步，需要体制内的改良者，同时也需要体制外的革命者，二者协力，方可推进改革稳健向前。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梁启超对革命与改良均持同情态度，既想当中国的玛志尼又想当中国的加富尔。但是，追求两全其美，常是竹篮打水。现实政治只允许其选择其一，他最终留在改良阵营，选择当加富尔。而革命者视其为敌手，老师康有为批其为“流质易变”。

　　梦幻泡沫虽美丽无限，却不能存在于人间，其破灭是必然。破灭，这是梁启超自我期待所注定的悲剧。

　　悲剧二中国的加富尔没有遇见英玛努埃国王

　　1903年，游美归来后，梁启超以改良派的姿态示人，要努力当好加富尔。梁启超尝言，“非国务大臣不做”，有意进入体制内，从事改良。又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兴”，自信自己进入体制内，执掌要权，必能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加富尔。但是，直至辛亥革命，他始终作为流亡者身居海外，始终是一个体制外的改良者，命运没有替他在中国安排一位重用加富尔的英玛努埃国王。

　　民国初成，袁世凯对梁启超礼遇有加，其有幸成为国务大臣，意欲对袁氏有所引导、监督。无奈袁世凯也不是梁启超的英玛努埃国王，袁氏只是在利用梁启超，为其夺权、称帝作准备。及发现袁氏称帝图谋，梁启超将自己的笔杆，与学生蔡锷的枪杆合在一起，推翻洪宪帝制。

　　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又与段祺瑞结合，讨伐复辟。其后，他成为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想通过段祺瑞实现其中国加富尔之梦。在对德外交问题上，他不顾国内舆论反对，极力主张中国对德宣战。其时，梁启超头脑中满是加富尔不顾反对力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情景。梁启超想学习加富尔，欲通过参战和外交提高国家地位，却没有像加富尔那样实现其目的。段祺瑞终究也不是中国的英玛努埃国王，他有自己的小算盘，故虽听从梁氏对德宣战之建议，却不肯听从梁氏出兵欧洲之建议。这致使巴黎和会上，中国虽名为“战胜国”，却没有发言权，如战败国一样被宰割。

　　晚清，梁启超想成为体制内的改良者加富尔，却始终游离在体制外。民国初年，梁启超有幸进入体制内，自以为可以成为加富尔，却只沦为政治枭雄的棋子，并没有真正获得加富尔的权力、地位，更没有成就加富尔的功业。这是梁启超加富尔之梦的悲剧结局。

　　从梁启超的政治自期来看，梁启超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但正是这种自期，又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梁启超。

　　曾经同情革命，梦想过成为玛志尼。这使梁启超投身改良阵营时，在言行中自有一种宽容精神，对革命虽多有批评，却只是论事论理，少有过激言论与人身攻击，政德雅量可为后世楷模。而不是像革命派那样，提倡民主、自由，却只允许民主、自由只有一种款式，对于改良派缺乏容忍雅量，以致出现暴力破坏政闻社召开大会等事件。也使梁启超没有像其师康有为那样顽固不化，在辛亥革命后幻想着复辟，而是坦然走进共和，努力建设共和。

　　长期认可改良，努力成为中国的加富尔，这使梁启超的言论多具建设性。其文章，条理明晰，情感充沛，对当代人仍有一种魔力，依旧是开启民智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