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寻死》与《绿化树》的对比研究(2)

　　我完全是个多余的人！是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苍蝇。吃完了，蹬蹬腿，抹抹嘴，又飞走了。哪儿也不属于我，我哪儿也不属于，在整个世界上我都是个多余的人；和亚哈逊鲁一样，被开除出人民行列的人，就成了永世漂流的犹太人……现在，我像被人随意盯上了一个楔子，打入了他们的生活。我自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却使他们本来的生活分裂了，破碎了。肚子吃饱以后，应该舒服了，高兴了，而此时相反，心情却更加沉重。

　　是的，当他感觉自己已经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男性的自尊开始膨胀，开始忍受不了这个“风尘女子”的施舍，甚至觉得她的施舍玷污了自己的精神，“这无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啊！”这一切都让男主人在婚姻面前颤抖，开始退缩。

　　我渐渐地觉得她变得陌生起来。她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个未脱俗的女人。

　　既然她还是一个未脱俗的女人，既然我又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可是我现在又还受着她的恩惠，那么，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那“美国饭店”一词总使我耿耿于怀，总使我联想到杜牧、柳永一类仕途失意而寄情青楼的“风流韵事”。

　　马缨花还在编制着中国妇女古老的梦，看心爱的男人挑灯夜读，自己操持着家务，企图等到自己的男人金榜题名，然后能凤冠霞帔，白头到老。虽然她不知道念书到底有什么好处，但就是在这个古老美梦的鞭挞下，她愿意任劳任怨，奉献牺牲，虽然，我们不知道马缨花最终会怎样，是否会找到自己的归宿，但她爱情梦想的破碎，无疑撕扯着读者的心。男子的负心自大，女子的生死相随，这就是千百年来痴心女子负心郎故事的演绎。

　　三.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层根源

　　虽然何汉晴和马缨花来自不同的历时时空，可如此相似地，她们身上背负着古老中国夫权制度的沉重枷锁。尽管她们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将血和泪供养着整个家庭，但最终都是个体存在感不被认同，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到边缘的地位。不难发现这些看似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身上，背负着我们古来民族最深重的枷锁。她们可以完全抛弃自身的欲求、泯灭自身的存在价值、尽量缩小自己存在的空间来迎合男人的全部需要。换句话来说，这一类女性形象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于女性存在标准的一种判定，与这个男权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

　　何汉晴的出走不禁让我想起了《玩偶之家》里决议出走的娜拉、鲁迅先生《伤逝》里逃离出家庭最终又回归就家庭的子君。不同时空的三位女性，同样在演绎着相同的主题——女性的“出走——回归”。娜拉出走是因为当她为重病的丈夫筹款不得不伪造字据的事情被揭发，换来的不是丈夫的同情和感激，反而是不顾及颜面的唾弃。这让这为全新全意为家庭付出的女主人公觉醒，她决意不再做家庭的傀儡，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之后》谈及到妇女出走之后的结局，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职业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讲稿，鲁迅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中的人物娜拉的分析，来阐明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意见。鲁迅先生在这篇讲稿里预言道：“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鲁迅先生的预言同样出现在子君和何汉晴的身上，子君冲破旧家庭的樊笼，追求女性的独立和爱情的自由，当爱情失去物质的附丽之后，她不得不回到了出走的那个家庭，最终等待她的也只有灭亡。对于何汉晴而言，她的出走寻死，是想让家人认同她的存在价值，想在家里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珍惜。这三位女性的出走行为都是对抗封建父权的行为、是一种追求自身价值的行为。遗憾的是，无一例外地，她们都失败了。

　　马缨花的爱情悲剧让人联想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种爱情模式，自古有之。从《聊斋志异》的模式中我们能找到张贤亮小说的影子。翻开《聊斋志异》不难发现都是落难书生或重病在身的公子在野外偶遇奇诡女子。这些女子或叩门而入、或自荐枕席之间，温柔玉软，贤德温顺，她们在这些知识分子多难之际，于卧榻之侧给予精神的养料，或日夜守候为其研墨，或教其做人入仕的道理。她们不妄想将来，不要求承担责任，必要时甚至挺身相让，为心爱的男子取其纳妾，何等“贤达明理”！不禁引起男性读者的共鸣：有妇如此，夫复何求！“这些书生的狂妄大胆的行为中，闪动的是一种被压抑感和孤寂感长期折磨后得以抒发﹑释放的肆意和癫狂，在此，这些女子扮演的是落魄书生孤寂心灵的安慰着。”张贤亮的作品中落难公子幸遇痴情佳人，多情缱绻甚至是私定终身之后，却难为百年之好，并非修得个团圆的结局，欲生死相随的女子最终都被无情厌弃。女主人公们充当的同样是男性精神的守望者，情欲的发泄者，她们更是男性知识分子的崇拜者。不幸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对未来有期待的人，所以，云雨之欢过后，男性面对着婚姻责任的“禁锢”，自然会觉得不欢而散了。于是女性形象们个个痴情守候，发出“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的哀求，在满足男子被压抑的情欲后，得到的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鄙夷与厌弃。

　　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文学作品中重多的英雄形象只能是项羽、岳飞、霍去病、等男性形象，女性只能星星点点的缀在其中，做为男性的陪衬或利益工具。重多的故事只能围绕君王治国、诸侯争霸、群臣斗法、仕商勾结等，因此男权意识的社会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最后以致于一定的温度无法彻底融化它。《论语·阳货》中，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将女子与小人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考察，在他们眼里唯有国家经济才是头等大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右着这个群体。而操持家务、缝补浆洗的女人们仅仅算是他们功成名就背后的一种辅助性的工具。男子关注的是自己的仕途，而女子关注的则是整个家庭的兴衰。因此看似不同的女性生存悲剧，竟有相似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i方方：方方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6；.277.

　　ii方方：水随天去[M].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0；309.

　　iii方方：方方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6；.293.

　　iv张贤亮：张贤亮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