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版本比较、文字异勘、例证分析，力图分析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插引《后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的《论》《赞》《评》语的三个有关问题：一是大部分《论》《赞》《评》语确为修订者所插引的，二是小部分的《论》《赞》《评》则为原作者所引入的，三是修订者插引《论》《赞》《评》的时间是在武宗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1516-1521年）之间。由此足以说明嘉靖壬午本所据以刻印的底本不会是弘治七年庸愚子（蒋大器）序本。
【关键词】嘉靖壬午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 后汉书详节 三国志详节
本文属于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咏史诗创作通论》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0BZW060。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深入讨论。日本有学者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是以宋人吕祖谦所删节的《后汉书详节》与《三国志详节》为素材而创作的，并非《后汉书》《三国志》等宋书原本。中国学者周兆新在否定此说的同时，通过举例考证，则认为小说中所引的范晔《评》《赞》，陈寿《评》语，是直接引自《后汉书详节》和《三国志详节》，而非《后汉书》和《三国志》，又进而论证指出小说中的《论》《赞》《评》语不是原作者所引，而是在其写定《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为他人所“生硬插入”的。①
本文通过对影印宋本《后汉书》《三国志》和影印元本、点校明本《后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与影印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范晔《论》《赞》及陈寿《评》进行文字比勘，②得出的结果完全可以支持周兆新观点的正确性。先看这样两个例证。一是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王允授计诛董卓》写到董卓死时所引“论曰”云云，“赞曰”云云，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及《后汉书详节》的《论》《赞》进行文字比较，《后汉书》的《论》中有一句“尚有盗窃之道焉”，《赞》中有一句“矢延王辂”，而在《详节》和《演义》的《论》《赞》中均作“尚有盗窃之道哉”，“矢延王路”，后二者相一致。由此可见，《演义》中《论》《赞》确实引自《后汉书详节》，而非《后汉书》。同时，《演义》的《赞》末注释“已上见《详节》”之“详节”二字，③即指《后汉书详节》一书。二是《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三国志详节》卷一八《吴传·吕蒙》末“评曰：……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是陈寿针对传中“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云云的数百字评论而言。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六《汉中王俑哭关公》写到吕蒙死时也将陈寿的《评》语全部引入，但小说中并无孙权评论吕蒙等人的相关情节，从而使得“孙权之论，优劣允当，故载录焉”三句话没了针对性而落空，这显然是因后人“生硬插入”所致。如果是由小说作者引入的，绝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无的放矢的现象。再对比一下文字，《三国志》中的“岂徒武将而已乎”一句，在《三国志详节》中少一“乎”字，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缺一“乎”字，显而易见，此段插入的《评》语是引自《三国志详节》，而非《三国志》。为求醒目，兹将比勘所得之文字择要选取数条，用列表方式显示，且以下划线标明各本的异同，并保持底本原字繁体。
综观表中所列各本文字异同的具体例句，很清楚地显示出：凡《后汉书》《三国志》与《后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相异者，与小说也相异。换句话说，即《演义》与《详节》完全相同。可见小说中的《论》《赞》《评》语是直接引自《详节》，当无可疑。
然而，这一结论仅仅是对周兆新观点的进一步支持，还算不上是新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比勘，可有进一步的新发现，即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论》《赞》《评》语是引自明刻本《后汉书详节》和《三国志详节》。而明本《详节》是刻印于武宗正德九年至十一年，④所以，插引的时间只能在此之后，由此可进而确定嘉靖壬午本所据以刻印的底本是修订于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之间的某个抄本（1516—1521）。⑤兹仍将比勘文字表示如后文，可一目了然。
综观表中所列文字异同，可以清楚地看出，凡元刻本《后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与明刻本《详节》相异者，与小说也相异。换句话说，即《演义》与明本《详节》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证明，小说中的《论》《赞》《评》语是引自明本《详节》，又进而可以说明嘉靖壬午本的底本应该是在正德末年由某人修改过的一个本子，而非据孝宗弘治七年庸愚子（蒋大器）序本刻印的。
不过，从文字比勘的结果来看，小说中陈寿的《评》略显复杂，除上面表里所见小说中陈寿的《评》是直接引自《三国志详节》的这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少量的陈寿《评》乃直接引自《三国志》，而非《详节》。如《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评曰：……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在元本及明本《三国志详节》卷一二《蜀传·先主》“评曰”中，无“焉”、“其”二字，“贰”作“二”。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写到刘备死时引“后晋平阳侯陈寿史评曰”：“……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与《三国志》同，唯改“器”为“气”，或音近而讹。但是，《评》语之末三句却又无，显而易见，这三句与全书对诸葛亮所进行的近乎神话的形象塑造是大为不符的，故出于净化形象的艺术需要，原作者在引上段《评》语时将其删掉了，不像修订者那样不顾小说中正面人物形象描写完整性，而无所择别地“生硬插入”历史学家的评语，对形象造成破损。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七《范彊张达刺张飞》写至张飞死时引陈寿的《评》语，说关羽是“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礼数之常也”，这与小说着意把关羽塑造成忠义智勇的形象而显得格格不入。
余例不再赘举，仅此已可以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写定者亦可谓之原作者，当从《三国志》中引过少量陈寿的《评》语，而后来某一修订者依据此例而从《后汉书详节》《三国志详节》中大量地插入范晔的《论》《赞》和陈寿的《评》语，时在正德末年。一为原作者，在引入时全面考虑，准确把握，取舍得当；一为修订者，在插引时考虑不周，随意安排，取舍不当，其优劣自是判然分明。
总之，本文的这一发现，对深化和推进《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和版本的研究，当不无小补。
注释：
①周兆新《〈三国演义〉与〈十七史详节〉的关系》，见《三国演义考评》。
②案《十七史详节》今存宋本、元本、明本等，各本的具体情况可详参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史部“《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条，《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二二“《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条；黄灵庚《十七史详节点校说明》。唯其中元代建阳坊刻本颇为复杂。此本无刻书序跋，历来著录为元本，但其中的避宋帝讳字甚多，既有缺笔，亦有替代。而宋代刻书避讳以浙本为较严，蜀本次之，建本则不甚严，甚至有完全不避讳的。宋建本尚且如此，遑论元建本之避宋讳矣。至此之故，张元济谓此本为“宋元递刊本”，“殆经始于天水末年，而先成于易代之后也”。杜泽逊亦谓：“以其避宋讳而言，仍以定为宋末建刻较妥。”所论深合事理。今颇疑此本刻印时未必是自觉地为宋帝避讳，当乃较严格地依照底本翻刻，而底本亦为宋建阳坊刻，同样是未必自觉地为宋帝避讳，当乃较严格地依照底本刻印，而底本或为吕祖谦原本，或为原本的传抄本才是自觉地为宋帝避讳的。可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十七史详节》即使是元建本，也较符合吕祖谦原本。
③案《〈三国志演义〉和〈十七史详节〉的关系》一文两次引此条注文时，均衍“于”字。
④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十七史详节》附条明人郑京《十七史序》，其中谓：“岁甲戌……（刘）弘毅昭命，殚乃精力，参考诸书正其讹谬，越两春秋识克成书。……岁正德丙子六月初吉，后学莆田郑京书。”案“岁甲戌”即正德九年，“岁丙子”即正德十一年。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影印本《十七史详节》，其中的“《唐书详节》用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一年刻刘弘毅慎独斋刻本配补”，书后有牌记：“皇明正德丙子慎独斋刻”。
⑤案嘉靖壬午本的修髯子（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作于“嘉靖壬午孟夏”，即嘉靖元年四月，而一部近六十万字的大书，既修订，又刻印，在数月内似难完成，故修订者插引《论》、《赞》、《评》语应在嘉靖元年之前。
参考文献：
[1]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古本小说集成》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影印《百衲本二十五史》本）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西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宋]吕祖谦辑.后汉书详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M].济南：齐鲁书社，1997.
[7][宋]吕祖谦编纂，黄灵庚主编.后汉书详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张元济著，张人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