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恋爱”悲剧的意义(2)

　　鉴于以上对女性的意识，阿Q的“恋爱”根本就不是一场恋爱，他谵妄似的渴望女人，呼唤女人，吹响的不是向恋爱发起进攻的战斗号角，而只是证明了他由于缺乏性工具而感到的恐慌与焦虑，而对性工具缺失的恐慌又是建立在怕死后为鬼无人供奉的恐惧之上，这种民间文化所持有的恐惧观最终摧毁了阿Q身上正统封建文化所宣扬的禁欲主义。阿Q的恋爱既不是灵与肉完美结合的爱情的需要，也不似赵太爷的纳妾着眼于多子多福与性的生理快感的生活的需要，就一般意义上传宗接代的生命延续的需要恐怕也说不上，说到底，只是对克服生存恐惧的需要。因此，阿Q一遍遍呼唤的只是“女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女人，因为同一种工具是无需乎名与姓的。“当爱的对象从不朽个性的绝对中心一落千丈，成为偶然的任意取代生育一代新人（或许是较好的，或许是较差的，但无论如何是相对的和暂时的）的工具时，爱的原初力量就失去了意义。”吴妈因缘际会，鬼使神差的就这样在“偶然”中成了茫然无措的阿Q一个性工具的追逐对象，一根救命稻草。马克思说过：爱情乃是由优美的观念所支配的传宗接代的欲望。作为一代哲人，马克思与文学家的不同在于他不是靠华丽的词藻来描绘爱情，而是借助基本词语来达到对爱情本质的把握。“优美的观念”即是爱情中的精神属性。“传宗接代的欲望”即生理属性，强调的是性，是人类生命的延续。显然，二者在爱情中的地位不同，前者享有主导与支配的地位。性在爱情中的位置在现代对爱情的探索中日益凸现出来，它并非只具有传宗接代的工具属性，它自身就包含着精神的品格。日本学者今道友信认为，性其实包含了“增殖、结合、喜悦”三个要素。“增殖”即是传宗接代与生命的延续，“喜悦”指的应是在性爱中既有生理的快感，又有心理的快感，是二重快感的综合显现，而“结合”意味着男女双方在性爱中实现了“德的互补性”，男女在性格与气质上的天生差异性通过性爱使双方都拥有了对方的品性，从而也就丰富了自身的品性，这样，性爱中的男女于是产生了从肉体到“德”的一体感。俄罗斯的哲学天才索洛维约夫在《爱的意义》中首先就否定了爱的生育目的性，但他并没有否定爱本身的目的性，他认为： 

　　“只有一种力量能从内部即从根本上动摇利己主义，这就是爱，而且主要是性爱。利己主义的罪过和虚伪在于唯独承认自我及其对他人关系上的绝对意义；理性告诉我们，这毫无根据且不公正，但是，爱在事实上能直接地消除这种不公正关系，以一种内心感情和生命意志，而不是以抽象意识，迫使我们承认他人的绝对意义。我们通过爱，不是抽象地而是本质地认识他人的真相，事实上就把自己生活中心移到经验特性界限之外，从而也就揭示并实现自己的真相，自己的绝对意义。这绝对意义恰恰在于我们有能力超出我们实际的现象存在范围，能够不只是活在自身之中，而且活在他人之中。 

　　索洛维约夫对爱的意义的阐述，达到了哲理性与本质性的高度结合，而且独辟蹊径地把爱规定为对利己主义的彻底清除，把自我与对方都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绝对意义，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公正关系，使相爱中的任何一方都同时生活在自我与他人的两个世界之中。这样一种崇高的爱的目的，无论是对于阿Q们，还是对于我们自己，都具有极大挑战性和启示作用。然而，阿Q们不但没有机会达到对爱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而且缺乏对爱作最基本的或通俗意义上的理解。在阿Q眼里，吴妈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能与之睡觉能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他只看到吴妈的外在身份，既不想也不能对她的灵魂作一丝探访的努力。不管吴妈在阿Q面前有多少的装腔作势和演戏成份，也不论她生育的机器功能对阿Q有多大的吸引，都不能阻止她的寡妇身份对阿Q所造成的厌恶和轻视情绪，都不能使阿Q对她产生应有的尊重和在意识上达到对之欣赏的程度。阿Q没有这样的胸怀与能力，只是一味斤斤计较于吴妈的寡妇身份和太大的脚，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被爱情拒之于门外的。 

　　三 

　　阿Q 的“恋爱”触发于对死后的恐惧，所以想用恋爱来加以弥补。然而“爱不仅给生命带来了生机，同时也给生命带来了危机。”阿Q的“恋爱”不但没有造成未来阴间世界的光明，反而给他一向“光明”的阳间世界带来了黑暗。他没有尝到恋爱的甜味，却饱尝了“恋爱”的真正苦果，甚至这次恋爱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构成阿Q“恋爱”悲剧的，首先是由此而引发的他的生存危机以至生命危机。五项不平等条件的订定只是“恋爱”的直接后果，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如果说阿Q的“恋爱”是冒牌的恋爱，是恋爱主角缺席的恋爱，那么这种缺席之恋的打击却是绝对真实的。假如阿Q求爱时不是那么赤裸裸的不懂含蓄，又假如吴妈不是那么乖张的任气使性，阿Q的命运当会是另一种结局。然而，“上帝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总是在人所不知的地方耍弄着真痴真狂或假痴假狂或不痴不狂的“恋”人，恣意摆弄着他们的命运。“恋爱”对阿Q的第一个重大打击是造成了他的失业，老主顾们都在回避他，不再顾他，活计都被为阿Q更瞧不起的小D揽去了。阿Q无活可做，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肚子饿这委实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阿Q因为穷，才为人所轻视，导致求“爱”非但不成功，反而弄得身败名裂，而身败名裂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贫困，从而形成“恋爱”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第二个重大打击是使阿Q迫于生计沦为小偷。一样是小偷，一样都在为自己的偷盗行为作欲盖弥彰的辩护，阿Q与孔乙己的行为含义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样是体弱甚至更弱的孔乙己，他不偷酒店掌柜不偷贫民百姓，而去偷何大人、丁举人，这就意味着他的“偷”是向权力发出的挑战，是“发自于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从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潦倒的知识分子在沮丧、愤懑、压抑中而勃发的反抗意识，在众人的笑声里而凸现出的扭曲人格与悲剧精神。至于阿Q，则是一个意志完全卑琐的“末人”，求食时他目不旁顾，一路直奔静修庵，因为直觉告诉他，只有这里才是势力最弱的地方，偷后可以避免挨打与惩罚。精神胜利法毕竟当不了饭吃，只是削毁了他的意力与胆气。在静修庵也救不了阿Q的肚子饿时，他已陷入山穷水尽之中了。与其说是阿Q打定主意要进城去谋生，不如说是因为“恋爱”的失败致使他被未庄人逐出了未庄。 

　　阿Q的失业，沦为小偷以及被逐出未庄，都只是他恋爱的表层悲剧，只对他的生活造成威胁，而更深层的悲剧在于彰显出阿Q意识的混沌，在恋爱上他是个“在而不属于”的真正缺席者。他的所谓的“恋爱”根本就不是纯正与严肃意义上的恋爱，只是一次对恋爱本身极端拙劣而又滑稽的模仿，这就造成了他的生命与生存的威胁，以至取消了他作为人的存在。鲁迅所关注的不是颇具阿Q个人色彩的前者，而是带有普泛性意义与价值的后者。总的说来，表层悲剧使恋爱具备了物质事件的品格，而深层悲剧则使恋爱披上了心灵事件的华衮，前者指向恋爱的现实结果，后者指向恋爱的状态与性质，是对个体恋爱精神品格作出规定的企图。恋爱的悲剧既有表层的，又有深层的，既是物质事件，又是心灵事件，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然而纯粹意义上的恋爱悲剧只能而且必然属于心灵事件。它直接洞穿与暴露了恋爱当事人与恋爱本身所建立的一切真真假假的联系。阿Q 苦苦呼唤的是“女人”，而不是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青年所呼唤的爱情。阿Q没有看到这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的到来，他只能在对悲剧本身、人本身、恋爱本身都毫无意识的时代上演着真正严肃的恋爱悲剧，因为“爱情是文明的奇迹”，与野蛮及愚昧走着相反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2][日]今道友信：《关于爱和美的哲学思考》，王永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3][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页。

　　[4][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5][俄]索洛维约夫：《爱的意义》，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5页。 

　　[6][法]司汤达：《爱情论》，崔士篪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