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治国理念及其对实现“中国梦”之启示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法家为例，简单分析其政治主张以及治国理念。研究了此三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时期，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三方面提出其对实现“中国梦”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文化；道家；儒家；法家；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55-03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理念对铸就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与道德情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儒家、法家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念，其中的许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梦”有着极佳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一、道家、儒家、法家基本治国理念
　　1.道家“道法自然”的基本治国理念。在谈起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之前，当先明确一概念，国内不少刊物中都将“自然”释为包罗万象的“大千自然”，但在研读《老子》后，不难发现“自然”并非此义。《老子》有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处不难看出有了“道”才有了“大千自然”，即“道”是万物之根源。倘若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释为“道顺应大千自然”便违背了初衷。因此更合理的释义应为“道，应当顺着其本身的性态”。“道法自然”其本身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强调人应当尊重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道家有言曰“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人倘若不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便会时常做出不好的事情，假使人明白了万物的事理，便会有“敬畏之心”，从而有了包容一切的胸襟，有了如此的情怀，才会有公平。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知，无虑无动。”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种树如是，治国亦如是，在此处仅以君民关系为例简释。道家有这样一段经典言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治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最杰出的君主仅仅使得百姓们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会让老百姓爱戴拥护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会让老百姓对他心生敬畏，最差的君主会让老百姓看不起他，咒骂他。由此不难看出，道家对统治者的建议即是人在，民知之，万物成而民不察，这当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自然”。第二，提出万物、人人平等的思想。庄子在年老病衰之时，卧床不起，其妻很是悲伤，庄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释文）告慰他的妻子：“我从虚无中来，而今又将回到虚无之中，什么没有带来，也不带走什么，这何尝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正因为生、死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庄子才会不惧死亡，不为之伤悲。苏轼在《赤壁赋》中劝诫友人的言语也有道家之味：“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逝去的降水，轮回的明月，甚至山间清风都与我无异，那有何可羡慕他们的？这一思想之于治国即是主张“人和”，即构建君民平等、万物不争的理想社会。这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主题“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代崇尚道家的明君有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之流。道家的兴起是在战国时期“六大学派”争鸣之时兴盛，于秦王嬴政“焚书坑儒”后受到打击。刘邦建立汉朝后，由于“反秦”思想的根深蒂固，统治者开始选择道家思想作为其基本治国方略。道家在“文景之治”时达到鼎盛，随后又因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受到压制，直至明太祖朱元璋即位，道家思想又一次受到了重视。纵观中国古代史，道家思想一直鲜在主流统治阶级出现，一大原因便是其“平等”思想。中华大地上下五千年社会制度大都是封建社会形态，而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大特点即是统治者用尽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统治，而道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万物平等”与统治阶级利益有着根本冲突。
　　2.儒家基本治国理念。①用养结合，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提出了他对“用”与“养”的明确看法：“数罟不入於池，鱼鳖可以盛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可以盛用也。”——不要用过密的渔网捕鱼，那么鱼鳖便足够人们享用，按照一定的时间伐，这样木材就不会短缺。统治者在利用自己时代的物质资源时，应将“养”和“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又给了自然足够的时间恢复。这样的治国理念用生态学的观点可解释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不应超过其抵抗力稳定性。这一观点与道家“天人合一”之说相类似。②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有这样一番言论：“谏诤，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直言进谏、全心辅佐君王的人是整个社会的臣子，更是国君应珍视的人。这一观点上升为治国理念即是劝诫统治者应礼贤下士，听从臣民的建议，得到从不同角度对问题的分析后，再做出决定。这样的理念减少了统治者因意气用事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并且进一步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汉武帝刘彻有董仲舒倡言，儒家思想盛行的唐朝有魏征直言进谏唐太宗，也有姚崇、宋璟辅佐唐玄宗执政。反观清朝统治者，自诩为“大清天朝”，对内腐败，对外无能，很大的原因是统治者固步自封。清末，钦差大臣王鼎数次上奏光绪帝，都未受到重视，反倒因此事触怒光绪帝，最终王鼎竟为了进谏上吊自杀（著名的“王鼎尸谏”）。先汉统治者礼贤下士，严厉打击佞臣小人，因而兴盛，后汉统治者亲近小人，对忠臣不礼不惠，最终倾颓。③“时命”观念与儒家应对思想，最为人们熟知的儒家治国思想即是“以德治之”，君主不用酷吏，仅依靠道德约束来规范百姓的行为，这一治国思想很大程度上可提高百姓的道德素养，并且以“时命”的观念化解重大的人生挫折和不利境遇。孟子是这样描述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体现了儒家对于不利人生境遇的思考：所有的不幸即“时命”，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更重要的是孟子提出了人遭受苦难的原因——上天将委以重任，因此才会使个体遭受不幸。这样，百姓就不会将个人的不幸转化成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与仇恨。这样的时命观念实际是为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易于施行的维护统治地位的手段。中国古代有极多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早期的儒家思想起源于孔子，进而在“百家争鸣”时兴盛。但到了秦王嬴政时代的“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受了重创，随后，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又再一次因汉武帝而得到推崇。儒家思想因其易于接受的教化方式广受统治者青睐，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在提高封建社会公民道德水平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今天，儒家治国理念更多地以辅助法治建设的形态出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