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兼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总体性检讨(2)

　　第二，学术共同体。即政府支持下的学术共同体的兴起。学术共同体就是已有那些怀揣使命并具有共同的思想志趣和国家利益关怀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组织。历史学家卡罗尔·布莱特曼写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确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对立面不可了。拥护国家并不降低知识分子的品格。”为国家服务，俨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比较政治研究分会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指南而建立、强大起来的学术组织。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浩瀚无边的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戴着具有信念色彩的“范式”这个眼镜去探索世界的。人、“范式”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科学的“三体运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范式”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偏执、更坚定。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社会科学呢？

　　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戴维·杜鲁门在1965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推崇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范式是整合学科、达成研究共识、推动研究深化的基础。在杜鲁门看来，美国政治科学自形成伊始，便缺乏这种精确的范式。怎么办？如何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当时松散、模糊的共识状况，在“研究什么、如何推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催生政治科学的范式呢？杜鲁门认为，应该达成学科自觉，避免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程序上扩大分歧。

　　杜鲁门指出：“对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的认真研究必然会诉诸于概念重塑（reconceptionalization），以及制度间比较的新的话语体系。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批准设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之日起，这种政治制度研究的概念重塑就列入日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使命看似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过更大的任务其实是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这个框架共享研究变量和属性，而不论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如何。”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以“概念重塑”为路径试图达到的学科抱负是多么宏伟：杜鲁门这里说得明白无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对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是打算将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来，并且摒弃了客观分析的基础———尊重该国、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杜鲁门坦率地揭示了当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寻求统一研究框架，而非尊重客观事实。

　　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执的性格，如果非要给其一个定位，那就是政治科学包裹中的意识形态。

　　杜鲁门认为，对“科学性”的要求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政治学者都乐于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不过，对于科学的本性该如何看待呢？什么是科学？杜鲁门说，“（科学）并不保证每一个结论的真实性，也不保证完全摒弃偏见（例如研究人员的价值观）。科学，并不意味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将可冠以‘常识’的知识和信念与声称是‘科学’的知识截然分开。科学也不确保只有知识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学科的一部分。”杜鲁门将当时学者们对这种广义上“科学”的热衷视为政治科学形成共识的一个契机。怀着一种建立政治科学范式和学科共识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杜鲁门指出：库恩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某领域如何才能滚滚向前？’这个问题比‘它是科学的吗？’更根本。库恩如是说，而我也深为赞同，这种争论在经济学家那里就比较少，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存在共识’；因此说白了，他们的共识不在于‘科学’，而在于经济学本身。”

　　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反映了他对于构建政治科学共同体、共识和新范式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共识和范式是优先于“科学性”的。杜鲁门最关切的是如何推动政治学科向前发展的实用效果，而并非学究气的客观真理。

　　随后的1966年，阿尔蒙德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在他的就职演讲上，他开宗明义要沿着前辈杜鲁门的思路继续往前走。他这样说，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命”，美国政治学应该继承启蒙时期的“使命”，为全人类带来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福祉。

　　为此，政治学家应该更爱自己的国家，并以来自自己经验的理论范式而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一些子领域：政党、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和传播、官僚制研究———这些研究之前几乎全部建立在美国经验上，现在却要转化成政治体系的术语，并放在跨国比较的背景下。”因此，尽管是进行全球政治体系比较，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系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但是这些看似冷冰冰、通用的“术语”背后却有着特殊的“经验”。

　　第三，“范式”和概念的再生产。学术共同体所研究的都是那些最基础的理论和能够普世化的学科范式。正是因为阿尔蒙德、杜鲁门、白鲁恂等一帮具有“范式”信仰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的努力，美国比较政治学才建构出一套影响整个世界的一般理论，比如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团体理论、政治文化理论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自由发展主义理论。

　　在概念上，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自由民主”论述。在西方历史上，“自由”是精英的特权，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在“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如何将“民主”纳入“自由”，以“自由”来规制或驯化“民主”，是战后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最大使命。他们成功了，建构出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民主”拯救了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理论本来是用来保护精英利益的，结果变成了后发展国家一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指南。而当“竞争性选举”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眼中的“独裁者”时，西方理论界又给这些政权贴上“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标签。

　　这样，借用库恩的科学活动的“三体运动”命题，“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文化再生产（基础理论研究和话语权建构）”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繁荣的“三体运动”的路线图。美国赢了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冷战对峙中，与其说西方赢在军事和经济，不如说赢在话语权和心理战。当对手按照自己的观念、理论和话语去思维时，对手事实上已经输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学术共同体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的星球大战计划战胜了对手。

　　三、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三体运动”

　　遗憾的是，中国依然是其他理论的“试验场”。历史教训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即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而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讲话中，指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但是，实现“三新”决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无处不在的“国家”。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很多，但是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对外传播、出版补贴和重大策论性课题。这些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既是政治的，也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没有基于自己基础理论的话语权，对外传播也好，各种出版物也罢，甚至各种策论性研究，所用的观念、理论、话语甚至研究工具都是既有的，因而这样的工作和经费投入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国家的力量推广既定的西方思想成果。再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几个具有决策权的部门主管、更别说最高决策层会研读学者的动辄几十万字的策论性研究？各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室，政策性问题他们会去面对，而且可能更符合实际，效果可能更好。再则，策论研究不是学者的强项，虽然中国历史上学者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习惯于策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学者的策论大多数是大而无当的或理想主义的，根本生产不出决策者想要的政策建议或政策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有关主管部门而言，这样的“表面化工程”的投入就是简单的花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和项目，因而是政绩。必须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都是无效劳动。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最应该投放的地方不是前述的“表面的策论工程”，而应该是具有文化再生产价值的“基础性理论工程”，即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研究上，学者的强项是基础理论和话语权研究。这种经费投入将是最大的政绩工程。试想，基础理论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和话语，将通过媒体和教科书而变成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更新人们认识世界的符号，从而最终形成与国家历史、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真正匹配的理论和观念。比如，如果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看待中国，所谓中国的合法性命题就值得讨论了。说到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美国政治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其实，美国精英们在私下里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因为那些保护美国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太流行太深入人心，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敢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

　　第二，“国家”有了，怀有使命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各个行政系统之下，有很多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政策性宣示，其组织现状和研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简单地说，这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研究基地根本不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更谈不上学术使命。但是，它们却是忙于承接“任务”：国家需要解决重大理论问题，自然把任务交给这些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到底能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圈内人心知肚明。反正是项目费花完了，交差了，至于研究质量，没人去过问，因而也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所谓的协同创新工程队正异军突起，几个大学以一个特定的研究题目而组成一个工程队。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践中，别说几个大学合作，就是一个大学内的不同院系都很难合作。

　　社会科学研究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需要大量的实验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大工程上的不同部门的协同，而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的“人合”的产物，而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所能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有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则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比如，我们各行各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曹雪芹吃饭，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罗尔斯吃饭，保守主义者靠施特劳斯吃饭，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离不开亨廷顿。我们不禁要问，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还是美国的罗尔斯、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他们依托了什么研究基地或工程队了？他们手下有几个人？

　　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机构即“法人”身上，让“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自然人”更有责任感，研究成果自然更有原创性。除了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文化再生产问题。学术共同体是文化再生产的生产者。我们认为，当今的政治性的“文化”问题主要有党与国家关系、民主的内涵、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合法性。这些问题在基础理论上得不到澄清或重新认识，人们只能用既有的理论来认识中国。

　　比如，民主理论问题。民主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舞台”。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政体问题，政体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民关系。但是，目前所有的实证民主理论，无论是前述的精英民主，还是被称为激进的参与式民主，以及难度很高的协商民主，甚或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民主观，都集中在社会权利或个人权利上，即“民”这一面，这显然不符合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理论要得到发展并因此而改变人们的民主观念，必须在“官”即“国家”层面上下工夫，把“国家”引入民主理论。这样，中国自己的“民本”思想就能和民主理论实现无缝对接，也能回答为什么只在“民”意义上实现民主的国家却是无效治理。需要认识到，目前是更新民主理论的好时机，因为第三波民主化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民主回潮”和政治衰败，而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治理”是最重要的词汇。这样，中国的民本思想、治理理论都可以有效地嵌入民主理论之中。

　　再如，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八大勇敢地把“自由”拿过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自由”不只是西方的理论，黄老思想以及此思想之下无为而治的中国都是最正宗的自由状态。相对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被建构成“自由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大智慧的实践表现，但是在法国也有法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也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政策性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性论述，而不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普世化的价值观。比较而言，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扩张性的价值理念。

　　“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迫切需要建立的“三体运动”。

　　一个健康社会的存续离不开三个三位一体的有机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而经济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政治再生产的基础，否则政权的存续只能依仗于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这种方式的自我生产绝不会是久安之道。因此，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一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研究同样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相对于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转型升级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没有思想观念支撑的强大经济体很容易被动摇甚至被掏空。目前，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鼓励和刺激文化再生产，但是大把大把的钱不能再用在无意义的地方，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纽约时代广场砸再多的钱仅因为中国出一件“小事”而变得毫无意义。为此，以基础理论研究、话语权研究为基点的文化再生产就变得必要而且迫切，而实现有效的文化再生产的组织路线图则是前述的“三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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