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三次“科学化”浪潮:从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到循证实践

　　摘要:成熟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研究与实践方面，均成为各门社会科学争相效仿的范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实现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形成社会技术，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推进循证实践，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以循证心理治疗、循证教育学为例，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当前尚处于萌芽状态，社会科学实践领域如何实现“科学化”还需明确具体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化;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循证实践;循证医学

　　一、引言

　　理论与实践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分裂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更多是统一的，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到了后来，理论与实践逐渐分离开来，普适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两者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文艺复兴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这种弱化实践智慧，将实践转换为理论应用的途径，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暂时地将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自然科学主要与物打交道，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

　　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理论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实践。如果将整个人类的学科体系主要划分为三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军事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并按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顺序形成一个学科序列，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学一端，理论(或研究)与实践越容易统一、实践越容易转化为理论的应用;越是接近人文学科一端，决定实践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论(或研究)与实践的距离越远。

　　但是，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所吸引，呈现出一定的“物理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享受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这一“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的实现主要划分为三个步骤:(1)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独立得较晚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轮“科学化”的结果是，很多的“学科”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世所公认的“科学”。(2)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按照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顺序，逐渐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3)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路

　　(一)实证研究:基础研究的“科学化”

　　在物理学、化学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们成为了最早的效仿对象。比较早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科学化”进程的学科是生物学(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观察法、分类法、比较法等展开研究，基本上无法运用成熟自然科学标志性的实验法、数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纪左右，生物学才逐渐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但那时的实验法仍然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才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并使用实验法。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在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展开实验研究，并先后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

　　随后，医学及各门社会科学也纷纷加入了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行列。医学逐渐从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研究方式。心理学使用从生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将自身从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科学”。在社会学领域，孔德否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主张将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并参照力学的静态和动态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将社会学转化为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在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在定性、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引入调查法、量表法甚至实验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所谓的“实证教育学”或“实验教育学”。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以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形式，通过客观的方法来描述、解释、预测与控制人的经济行为，形成了主要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问题的实证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者强调以精确、量化的实证方法对政治行为及其互动进行经验描述，形成了旨在研究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状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总之，这一轮基础研究“科学化”的结果，促使很多原先的“学科”转化成后来的“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身，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到认可的。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整个学科序列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至今仍未停止，正在转向以前不敢想象、一度认为根本不可能“科学化”的“深水区”。一些当前仍只能称为“学科”的人文学科，在其基础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科学化”的研究取向或分支学科。比如，当代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教育学、实验伦理学、实验哲学等等，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对象，而是在研究领域内，运用了以前难以使用的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如最近兴起的具身认知心理学就是对身心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的典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些学科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入科学的殿堂。

　　(二)社会技术:应用研究的“科学化”

　　物理学、生物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成功，导致了应用研究领域“技术”的迅速出现。广义的技术是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的全部活动，所应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但在很长时期内，运用物质手段，以改造自然为目的，在自然科学应用研究的基础上直接生成的“自然技术”，一直是“技术”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科学化”之前，应用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技术”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但是，随着整个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社会科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逐渐出现了“政治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社会心理技术”等与“自然技术”分庭抗礼的“社会技术”。所谓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它主要属于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范围，是一种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知识体系，但本身并不是实践应用。

　　社会技术出现后，成为了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为社会科学在应用研究层面的“科学化”开辟了一条类似自然科学的道路。举例来说，人们既可以利用自然技术改造自然，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也可以利用环境社会技术，有效地减少自然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现象。人们既可以利用生物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也可以利用制度性技术、组织性技术、教育技术及文化技术等社会技术，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人类的实践。比如，对于心理治疗者而言，他们既可以采取类似于“自然技术”或“生物技术”的途径，利用心理药物治疗来改善病人的神经生理机能，进而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采取类似于“社会技术”或“心理技术”的途径，利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人本疗法或精神分析等心理治疗技术，直接改变病人的认知、情感甚至人格。

　　(三)循证实践: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相比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整个学科序列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要滞后得多。

　　越是靠近人文学科一端的学科，其所面对的对象比物理世界更为复杂，研究得来的规律比自然科学更为特殊、具体，只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领域中及一定时空内起作用。因此，这些学科(如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比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更为具体化，更难形成成熟的“技术”，更难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直接应用”。

　　但是，总是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引。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比如，在医学领域，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新的药物与新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但有些医院，尤其是一些小诊所，医生仍然在根据个人经验、陈旧的教科书及代代相传的专家意见进行治疗。他们可能花100元来治疗10元就能治好的病，用10天的时间来治疗1天就能治好的病。总之，在没有比较、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长期地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误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而从未意识到他们原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医疗模式中，医生的从业年资，在某些时候可能与疗效呈负相关)。

　　同样的情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某位中学英语教师一直喜欢“逼迫”学生死记单词、硬背条条框框的语法，不愿意创设应用语言的情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用着同样的方法教学，并自信地将学生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有效教学，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学生自身的缺陷。他毫无顾忌，从不反思，直至退休时，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还欣欣然焉。他看不到，也从未想到过，很多非常聪明但不适应他的教学方法的学生，因为他的无效教学而耽误了一生。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这位老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他自己也从不会觉得愧疚。尤为不幸的是，如果他手中握有权力，他极可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推广自己所擅长的教学方法，使更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伤害。

　　这样一种基于常识与个人经验、缺少监管且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实践方式。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自己的实践方式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应用研究领域“技术化”之前，科学的理论本身尚在建构之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与之关联的实践形态。这也为当年的医学、社会科学及当前的人文学科解释自身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但随着享受到成熟自然科学精准、可预测、可控制、可重复实践方式民众的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人们逐渐对这些学科实践领域的“不作为”失去了耐心。这种不满夹杂着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迫使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技术”，时时处处以科学的研究证据为基础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试图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这一轮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已经开始。它同样是以物理学、化学等的实践方式(工程)为模范，以生物学为先导，再从医学逐渐扩散到社会科学。比如，在生物学中，很快就出现了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基因操作、单克隆抗体、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连续发酵等技术，形成了类似工程或技术的实践方式(即所谓的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紧接着，医学的实践领域(尤其是临床医学)也着手推动“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学科序列顺序，医学处于整个序列的中间位置，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心理学亦自称如此)。显然，它的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不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既能顺应这一理论冲力，又能考虑到学科特殊性质的新的实践方式。果然，在各门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纷纷推进“科学化”的同时，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医学的实践领域凭借自己的独特的学科位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性，最先取得突破，形成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并最终促成了一种名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的实践方式。

　　三、社会科学的实践如何“科学化”:来自循证医学的启示

　　(一)循证医学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理论上的逻辑发展只是提供了一种必然性，它的最终实现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代环境。此处暂时按下理论的发展逻辑不表，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对民众健康服务的投入逐年增多。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政府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面向穷人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一时之间，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人均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收益，国民的健康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愤怒的民众在官方及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将矛头指向了缺乏监管的医生。他们认为医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医生准入门槛较高的、相对具有封闭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使他们拥有超越病人及监管机构的权力。他们可能通过提供不必要的服务，从病人或保险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医生可能因为疏懒或知识陈旧，而未采用当前最好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使得病人与国家遭受巨额的生命、财产损失。

　　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新的法律出台。1973年，美国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通过一个法案条例(Actof1973)，对医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并于1983年，推出了当今赫赫有名的按病种付费系统(Diagnosis－RelatedGroups，DRGs)。这一系统的出台改变了政府与保险公司关于医疗方面的付费方式，规定政府对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只按系统目录的固定价格付费。而且，政府还认为医院不应该向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收取治疗利润及管理费用(有时付费价格只有医院牌价的40%)。这样，政府支出的医疗费用确实大幅减少，但医院的利润也因此锐减。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医院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开始改变原有的医疗体系，通过合资、合并及优化管理等方法来提高医疗效率、减小医疗成本，形成了健康维持组织等医疗联合体，所谓的管理式医疗(managedcare)就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

　　管理式医疗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标:(1)通过组织一些机构，从管理上拉近医生与病人的距离，节省中间的管理费用;(2)将保险的部分资金用于预防疾病的发生;(3)严格监管医疗进程，要求治疗者尽量使用现有的、最佳的治疗方式，保证医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治疗疾病。第三种方法是管理式医疗最重要的方法，它与医学实践领域“科学化”的理论冲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运用“科学研究”，促使实践领域的“科学化”，才可能找到所谓的“最佳的治疗方式”。这样一种基于证据的医疗理念，披上科学理论的外衣，最终获得了一个能令人望文生义的名字，即“基于证据的医学”(在中国译为“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诞生后，得到了官方、民众的双重认可，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横扫整个医疗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practice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