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反本质主义”背景下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葛红兵的《文学概论通用教程》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探索性。本文从对教材编写体例和各章内容的详细分析指出葛著本过于求新求全，试图将所有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研究成果纳入到自己的教材体系中，创建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论架构，但并没有好好进行自身理论体系的整合和消化，使得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规范和个人理论风格的阐释之间产生了风格偏差。
【关键词】：教材编写《文学概论通用教程》理论论著风格偏差
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核心课程，其教材的编撰自然也成了重中之重。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编撰理论教材以来，随着文学研究成果的深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文学理论教材也不断地经历着调整和充实。新世纪以来，“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念的出现，对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冲击。所谓的“反本质主义”和与之相对的“本质主义”都是很复杂的概念。文学理论中的“本质主义”，“指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绝对实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①。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创新能力，而“反本质主义”观念在于扭转这一状况，“对于所谓‘本质’或‘原理’采取一种历史反思的态度(而不是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东西)，把所谓的‘原理’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②。文学理论中的“反本质主义”观念就是要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语境性与实践性，切实面对文学发展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积极有效地介入到当下的文艺实践与审美活动中来。
在这一背景下，与以往教材风格迥异的文学理论教材大量出版。比如：葛红兵著《文学概论通用教程》(2002)、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著《文学理论》(2003)、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等。文学理论界对于南著本、王著本、陶著本研究较多，把它们作为文学理论学科进行反思和重建的标志，相比较而言，对葛著本《文学概论通用教程》(2002)的评论却不是很多。那么，作为一个更多以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形象出现的著名学者，葛红兵的文学理论教程究竟呈现出怎样一种风格呢?本文试图从教材编写体例和各章内容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对于教材编写思路，葛红兵在“本教材使用提示”中有些简单的说明。他说明这本书是在给中文系学生连续六轮开设文学概论课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意图是想编写一部不仅讲文学知识，还讲文学信念;不仅容纳一家之言，还对各家思想有所介绍，引导学生读原著的文学理论教材。③平心而论，葛著本最直观的阅读体验确实是一本具有鲜明个人性和探索性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采用了“正文+附录”的编写体例，正文部分用大量的作品实例、个性化的语言来阐释文学理论基本概念，旁征博引，生动直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每章后面的附录摘引了古今中外名著中相关理论问题的经典论述，作为延伸性阅读材料，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有论者评价葛著本“试图建立一种以相对主义为逻辑起点，以个体本位为核心对象，充分尊重个人化的审美经验，旨在培育文学信念的‘大文学理论’观念，整部教材充溢着对于既往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和重建学术话语的雄心和自信”④。很显然，葛著本试图吸收其他教材的优点，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他在“本教材使用提示”中就指出：“对网络文学理论、影视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理论以及对文学史理论的探讨，这些研究文学新现象的专章是国内同类型专著和教材没有的。”⑤葛著本很注意适应当代文学发展新变，研究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但是，吸收了新的文学现象和能不能把它们整合到原先的理论框架中是两回事。
葛著本一共八章加一个附论。第一章《引论》，第二章《本质论》，解决文学的定义问题;第三章《作品论》和第四章《作家论》分别从客体、主体两方面论证充实《本质论》中提出的观点，细化《本质论》中对“什么是文学”问题的回答;第五章《批评论》主要解决文学批评的标准、方法问题;第六章《文学史论》主要探讨文学史发展规律以及文学史研究规律;第七章《比较文学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观点方法。特别关注民族文学的世界化问题;最后一章是《网络文学论》，并附《影视艺术论》。即使不看内容，从目录来看，这样的编排逻辑体系也是比较混乱而不够严谨的。
“网络文学”是计算机网络发展影响下催生的新的文学形态，葛著本注意到了对这一新的文学现象进行学理化的理论概括。但是，“网络文学”本可以整合进《作品论》中对文学类型的分析中，作者却用了专章来论述，且不说作为专章的分量是否够，将它和前面的“本质论”“作品论”“作家论”并置，逻辑体系上似有不妥。再比如说“影视文学理论”，当下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影视改编对文学生产和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影视文学理论的探讨确实是比较必要的。但是，葛本在对“影视文学理论”进行阐释的时候，却变成了“影视艺术论”。葛著本详细介绍了影视这门艺术的性质、电影叙述方式以及纪录片、DV片、艺术探索片等类型。这显然是电影学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影视文学”的研究范围，更不是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围。相比较而言，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在“文学类型”一章中，专设了“影视文学及其特征”一节，虽然用了很少的篇幅，倒是初步归纳了“影视文学”的相关概念和特征。
另外，葛著本把“批评论”“文学史论”“比较文学论”三个互相之间没有逻辑关系的论题简单罗列在一起，统称为“文学研究论”。且不说这样的编排体系是否合适和严谨，单看这较具个性风格的三章，很明显“文学史论”比较出彩，所占篇幅也最多，相比较而言其他两章就显得单薄很多。“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渐渐发展成熟的学科，已经有自身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框架，对于“比较文学”理论的探讨确实是国内其他教材中所忽略的，但是“比较文学”的理论概念早在韦勒克、沃伦那本经典的《文学理论》中就有所探讨，葛著本的分析分为“比较的方法、比较的范围、比较的目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跨文化整合与比较”“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三部分，更多是对韦勒克、沃伦“比较文学”理论概念的详细论证和具体阐述，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内容。⑥
葛著本对“文学史论”的论述是整本书的亮点和创新点所在。首先，他详细界定了“文学史”“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学”的概念，指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中最重要的缺憾之一，“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门真正的文学史学帮助人们认识文学史学科的性质、任务、目的、方法、意义以及对探究主体的要求，从而给试图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启示”⑦。“文学史学的建立与更新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得以长足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也是文学史研究不断更新的前提条件。”⑧其次，梳理“文学史时间”“文学史规律”“文学史方法”概念;在此基础上，葛红兵认为：“文学史研究不仅依赖思维元素(即文学史料)，还要依赖思维形构――模式。所谓文学史治史模式，是文学史研究主体借助于积极的想象与抽象能力，对文学史事实从内在的深层结构上进行整体把握的一种意象形态的设计和构思。”⑨按治史关注中心，分为：“社会中心模式”“作者中心模式”“读者中心模式”“文本中心模式”，这是本章阐述最到位和最出彩的地方，详细分析了四种模式的定义、子类型，举例以详细阐明，并在论述过程中吸收了西方最新的哲学文化思潮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在“社会中心模式”中引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作者中心模式”中介绍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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