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研究(2)
时间:2015-09-08 10:04
来源:发表吧
作者:田春生 孙盼 郝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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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在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克服经济前进中的各种发展性问题，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着一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同时也能够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
1.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研究机构和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温家宝总理早就提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学者们的研究则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归纳如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小或几近不存在。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会有很好的前景。林毅夫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认为，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但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蓝庆新认为，中国今后五年内还是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中进行。同时，王一鸣认为，中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挑战：一是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二是高储蓄率发生调整；三是技术创新“瓶颈”制约；四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五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六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七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还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进程中国将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调整期。例如苏海南认为，中国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年均7%～8%的增速，那么到第14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从现阶段到2015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2．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歧见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国内外学者和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国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和日韩等经济体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关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目前受到更多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蔡昉教授认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外学者通过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野健一通过研究得出，越南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自由化经济和大量的外部购买力所驱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调整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南需要创造更多的内部价值继续保持增长，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越南经济增长不可能使其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除非制定新的政策激活该国的生产能力。一种新型的领导能力成为越南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切入口，即直接服务高层的技术团队和战略联盟与国际合作伙伴。
胡永泰(WingThyeWoo)通过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启动知识型经济增长，即微观价格、有效的框架机构和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微观价格是指政府大幅度降低干扰定价机制，撤回具有垄断地位的政府相关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家庭的政治家。联邦和州的采购系统应为公开招标系统。定价机制应该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工具的租赁。有效的框架机构即改革关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治理框架。具体来说，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必须探讨适合的政策，例如分散经济决策权和建立反腐败机构。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是指宏观经济管理遵循以下原则：财政收支平衡和平衡预算的优先投资外部平衡。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对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日韩国家的对比研究，总结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结论。王一鸣选取经济增长稳定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和对外依赖六个方面，对被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与阿根廷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五个原因，即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他认为，日韩成功跨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看法。例如，郑秉文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步入高收入的东亚“四小龙”进行对比，对中国经济30年改革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中国经济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以及三次跨越。他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因而他提出了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总结了拉美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验教训，提出拉美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换良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家干预作用过于极端。而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起点和突破点；韩国的成功经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
四、结论与思考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本文认为，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如何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结合本文中对于文献的论述，我们提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认识。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简单等同于收入分配恶化。“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从而使经济停滞。首先，随着原材料、资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低成本和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消失；其次，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极其不稳定；最后，中国30年的改革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与此同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中国将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以发展求稳定，同时稳定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从而忽略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通过保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从不均衡到实现均衡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这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固化，正确认识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缩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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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ermitGillandHomiKharas，AnEastAsianRenaissance：IdeasforEconomicGrowth，TheWorldBank，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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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ngThyeWoo，GettingMalaysiaOutoftheMiddle-IncomeTrap，SocialScienceResearchNetwork，2010．
6．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7．张平、王宏淼：《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8．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3月。
9．霍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比较》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