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历史性：问题与出路(2)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权威与理性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伽达默尔还更深一层探讨了以权威形式加以保存的传统。在启蒙运动中，传统和权威一样被当作是理性和自由的对立面，因为传统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合理的根据，而是理所当然地制约我们的”[2]398。但实际上，传统和理性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地，应当被理解为自由和历史的一个要素。因为传统并不是依靠自身来存续，而是需要人们对它的肯定、掌握和培养，这样的行为通常来源于自由的选择，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便是在遭受猛烈改变的革命年代，虽然人们对旧的制度和观念进行猛烈的批判，但却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并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所以，伽达默尔说，我们总是身处于传统之中，当我们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来考察过去时，并不是把传统当作对象化的客体，当作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存在，在对话中达到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当包括狄尔泰在内的浪漫主义解释学以人类的同质性为基础寻求对历史世界的普遍性理解时，并因这种非历史性的基础脱离了个体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时，“历史意识的自我批判最后却发展成不仅在事件过程中而且也同样在理解中去承认历史性运动”[2]411。

　　三、时间距离：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前面已有所论及，理解的前见包括由轻率使用理性带来的前见和依赖于权威而产生的前见，或者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和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前见，那么，如何让生产性前见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尽量避免阻碍性前见？伽达默尔诉诸时间距离（Zeitenabstand），即只有在理解的过程中，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中介的解释学循环中消除阻碍理解的前见，让生产性前见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整体来理解部分，同时又从部分返回到整体，这是起源于古代修辞学的解释学循环。施莱尔马赫进一步将它区分为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文本内容和作者心理状态的循环，理解就是在客观和主观的不断循环中完成。狄尔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并将这种循环扩展至整个人类历史。对此伽达默尔一一做出批判：就主观的解释学循环来说，与其说我们把自己置于作者的心理世界中，倒不如说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人形成其意见的意义域中，对意义物的理解并不需要追溯至他人的主观性中，而是它自身就是可理解的；就客观的解释学循环来说，虽然形成了一种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媲美的形式上的普遍性，但这是以否定历史意识在解释学中的作用为代价的。海德格尔对解释学循环的描述和生存论上的论证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在他看来，解释学循环并不是文本内的循环，而是传承物（广义上的文本）和此在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此在理解、参与和规定传承物进程。伽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开启的解释学的生存论转向，认为解释学的任务首要的是探究理解得以发生的条件，因而对被给予的前见的区分不能在理解发生之前就预先做出区分，而只能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这就需要把以往解释学所排斥的东西置于突出的位置上，即时间距离及其对于理解的重要性。

　　伽达默尔指出，时间距离根本不是传统解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阻碍正确理解得以发生的因素，而是理解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2]421。在这个对文本的真正意义不断追寻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时间距离会不断过滤掉那些阻碍理解的假前见，并使那些正确理解得以可能的真前见浮现出来，这种过滤工作不是解释者采用一定的方法所能做到的，而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逻辑。文本意义的整体表现为一种意义域，在这个意义域中，文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并以正确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解释某个文本就必定先要进入到这个场域中，为了理解文本所主张的东西，我们不必与文本相统一，但要认真对待文本诉说的真理。当我们向文本提出问题并在一定的意义活动空间中讨论它的回答时，我们就是在正确地解释文本，这样，真（正确）的解释就与真理结合了起来，假的前见就会被排除。所以，如果不承认某个过去文本向我们诉说的真理，就缺乏前见与文本进行对话的底板，也就不可能区分真前见和假前见。解释学不是在主体化的理解中，也不是在对象化的理解中，而是在主客体相统一的理解中显现历史的真理性。

　　参考文献：

　　[1][德]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C]//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85.

　　[2][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