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探析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欧债危机爆发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隐患和问题，也就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欧洲货币联盟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急救措施，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在制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时，可以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与方向。

　　【关键词】欧洲货币联盟欧债危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深入思考。从政策层面上看，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的一些事前隐患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而欧盟目前也只能采取一些事后措施来补救。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制定到爆发危机到实施改革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当下热议的中国-东盟货币合作项目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文就将从欧债危机的视角来探析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一、欧债危机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主要是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来规定的。

　　（一）货币政策

　　欧洲货币机构对货币政策策略的定义是“中央银行决定如何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价格稳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两点：货币政策是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的；价格稳定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地位是既定的。[2]

　　欧洲货币联盟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货币联盟，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建成了一个统一的、超国家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合法性。欧洲中央银行独立地发行区内统一的货币——欧元，并在全区内自由流通和使用。

　　尽管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很多个，但《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在不妨碍稳定价格目标的前提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应该支持在共同体的总体经济政策，以期对实现第2条所制定的共同体目标做出贡献”。[3]

　　针对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欧盟公约还规定了“不救助条款”：1.禁止欧盟机构或其他成员国为任何一个成员的财政承诺承担责任；2.禁止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直接为成员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提供融资。[4]

　　（二）财政政策

　　欧洲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主要由《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来约束。

　　《马约》对成员国进入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时规定了四项“入盟条件”，体现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数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灵活性：第一，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有超过则应保证该比例持续地、令人满意地向参考值靠拢，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偶然的；第二，累积债务不应超过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除非超过的债务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减少，向参考值靠拢[5]。可以看到，诸如“令人满意地”、“暂时的、偶然的”等措辞都极为含糊。

　　正是由于《马约》的规定在理解和解释上比较模糊，灵活性强，约束力不够，才有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出台。《稳定与增长公约》主要是对不履行《马约》的成员国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凡公共赤字超过规定标准的国家，如不按期纠正，需加纳无息储备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达标的，储备金将被作为罚款予以没收。《稳定与增长公约》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于处罚的特殊情况，然而德国总理在当时的《金融时报》上宣称不会让“布鲁塞尔”来支配其财政政策，公然违背《稳定与增长公约》，随后，法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欧洲经济大国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约》执行起来相当困难。

　　二、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的隐患

　　欧洲货币联盟成立时，各国便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也是在多方争执中妥协的产物，故而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的隐患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将是诱发危机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政府过度赤字化倾向

　　欧洲货币联盟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集中管理；但是财政政策却不统一，各成员国保持财政自主权。“在设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财政机制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自主性、约束性与协调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组合。”“财政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员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两项政策工具的丧失，欧洲经货联盟事实上对成员国运用财政政策来针对国别冲击而实现短期稳定和中期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6]。这样看来，当个别成员国遭受不利冲击时，由于货币政策不能自主决定，该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缓解不利冲击的影响。《马约》虽然规定了3%和60%具体的“入盟条件”，但处罚措施较轻且多流于形式，虽然欧盟内部有大部分国家达不到这两个硬性指标，但也仍未见有任何处罚。大国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让人们觉得“小”国家必须严格遵守规定，而“大”国家则可以有例外，故而其规定难以实行[7]。在如此宽松的财政约束政策之下，道德风险随之增加，各国很可能选择过度赤字来转嫁税务负担。到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达12.7%，公共累积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3%，远超过3%和60%的上限。与此同时，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过8%，而意大利的累积债务比重更是高达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