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陈寅恪的情谊

　　1959年5月7日，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之后引起广泛争论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在该演讲中，斯诺指出“文学知识分子是一极，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互相对对方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也找不到共同之处……”

　　那么是不是真如斯诺所说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呢？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在其新著《竺可桢与陈寅恪》（漓江出版社，2013年2月）一书中以竺可桢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身为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的竺可桢与史学家陈寅恪之间的种种交往，有力地驳斥了斯诺的观点。

　　恰同学少年

　　1984年2月24日的《复旦校刊》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本刊讯：最近，校史组在残存的我校一九○八年、一九○九年档案中，发现了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和竺可桢当年在复旦的学习成绩记录。他们当时……都是十九岁，一同编在丁班……陈寅恪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是九十四点二分，也是全校各班考试成绩的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八十六点六分。”而据竺可桢日记中相关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58年4月21日内容），竺、陈二人不仅同班，更是同桌，他们同班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友谊却为二人终身所珍视与呵护。

　　1949年，当陈寅恪选择“栖身岭表”的时候，竺可桢已任职北京。然而竺可桢每次到广州，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前来探望，这在其日记中也有清楚的显示，如：1955年5月25日“回途在中山大学码头登陆……惜未见姜立夫与陈寅恪”；1957年2月18日“至中山大学宿舍会晤陈寅恪及其夫人，系复旦同学，十余年未见，眼半盲，尚能认人。相询年龄，如我们两人和立夫均1890年生……”；1958年4月21日“十点至河南中山大学钟楼对面晤陈寅恪……至楼下，杨秘书为我们拍一照。寅恪夫人说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1962年2月14日“……我和刘力、吴副院长乃去看寅恪……虽目盲而谈笑风生……”；1964年4月13日“四点至中山大学，至姜立夫和陈寅恪家中……”；1966年3月20日“至中山大学陈寅恪处。他卧在床上，由他的太太招待，但陈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从这几则日记不难看出，不仅竺可桢，陈寅恪对这段友谊亦是极其珍视的，并且还将他与竺可桢在复旦求学事告诉其夫人唐筼女士，这也就有了他们在合照时，唐筼女士说出“我们是五十年前在复旦同桌读书的人”。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3月20日的那次拜访（那次也是竺可桢与陈寅恪的最后一次会面），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已十分紧张，此前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陈先生也早已辞去教席，“避乱”于家，对于访客更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决不轻易见客，而竺可桢此次来访，陈寅恪先生居然还能与之“卧谈一刻钟”，足见二人之间厚谊。

　　竺可桢与陈寅恪深交的原因

　　陈寅恪先生素来孤傲，和其同学者不在少数，然而并不是谁都能与其深交，细细观察，不禁发现竺可桢能与陈氏深交，是因为他不经意间符合了陈寅恪交友的若干“准则”。

　　陈寅恪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箴是清季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早期协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乱，其才华也深为曾国藩赞赏。太平军乱平定后不久陈宝箴开始任职于地方，而其最为人称颂的便是在湖南巡抚任上力推维新，颁布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使得湖南风气为之大变。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乃清末四公子之一，其诗亦执清末民初诗坛之牛耳，且陈家与曾家（曾国藩）等家族更是多代姻亲。陈寅恪本人虽然没有明确说过其对家世门风的看重，但是从其史学研究中重视对历史人物家世的考察却能窥得一斑，而与其深交者如傅斯年、俞大维，包括其夫人唐筼都算是“世家之后”。竺可桢祖辈、父辈虽不像陈寅恪祖父辈那么显赫，但是其祖上毕竟也是出过使程颐惊叹、让朱熹为之撰写形状的宋淮宁伯竺简的，从这点看，竺可桢也算是“名门之后”。

　　“名门”、“世家”是陈寅恪比较看重的，但并不代表陈氏交友只注重这一点，与“名门”“世家”相比，陈寅恪更看重的应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敬重程度，陈寅恪虽然留洋多年，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守旧派”，目前已有的诸多关于陈氏的研究都可证实这点。竺可桢同样也是留洋多年，而且是学习理工科，但是这位理工科出生的洋博士却能将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作为“自然科学家，他的文史修养，他对经、史、子、集的娴熟及造诣在同行中可说是首屈一指”。这从狂傲的守旧派代表黄侃（季刚）对竺可桢的称赞便能看出一二。这其中尤其引起陈寅恪共鸣的或许是竺可桢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竺可桢于此领域内接连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而这一时期正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的治学范围之一同样也有“年历学”，陈氏肯定也注意到了竺氏的这些成果，而竺可桢对于陈寅恪于史学及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肯定也是有所了解，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才有了1943年12月18日竺可桢向陈寅恪请教《史记·天官书》干支起源问题。此次会谈陈寅恪除提供中国、法国、日本学界研究线索外，还和他讨论起历法中的“三正”问题；1962年2月14日，两人又讨论起“五星连珠”的问题。陈寅恪后来研究的重点虽转向“不古不今之学”，然其对于古代历法的兴趣仍在，而竺可桢通过采用西方现代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以西法治国史，同样也是陈氏所采用的治史方法之一），并在该领域内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古代天文地理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竺可桢能重视此领域并取得一系列的成就，这也许是赢得陈寅恪钦佩，并缔结深厚情谊的又一重要原因。

　　然而，竺可桢与陈寅恪能够拥有一段数十年的深情厚谊的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为人、为学的信条。1929年陈寅恪在其所撰的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也是陈氏一生最看重的东西。1953年当陈寅恪的爱徒汪篯自信满满地南下劝说自己的老师北上任职时，未曾想到被陈氏逐出师门，而此事也被认为诠释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好的一例。而竺可桢应该说也是有着类似思想之人，张荣明先生在《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中重点谈了1940年中研院院长选举一事，此事已广为人知，竺可桢在此事上亦很好地表现出了学者应具备的独立性。而竺可桢在浙大校长任上坚持科学精神，坚持学术自治，尤其是其提出的“求是”校训（竺可桢在阐释这一校训时第一点就是要求“不盲从，不附和”，）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