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国家竞争力分析(2)

　　简单地结合MIT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能创新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科研，很多最终产品最初都是从大学实验室里出来的。

　　国内属于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干预，但我觉得政府非常关键，在基础科研方面政府起到的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作用，如果削弱政府这个功能的话，就会妨碍创新。

　　而美国现在有钱有势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共和党，共和党人可以用最大的经济资源来影响政治。对冲基金、银行家等都非常支持共和党，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中有反对政府的倾向，认为大政府就不好。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逐个案例个体分析。有时候大政府是不好，比如中国政府有时候起的作用就太大了，而美国政府我并不觉得有那么过分，在教育、科研、卫生等方面，美国政府本应起更大的作用。但共和党意在削减政府，而能做到支出削减的就是教育、科研这些东西。MIT也因此很受影响，很多的项目建议书、过去资助的渠道现在都不存在了，因为这些资助渠道都是通过政府来支持的。

　　美国石油大亨科赫兄弟（Kochbrothers）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科赫兄弟都是MIT毕业生，花了上亿美元来支持共和党。但同时两个人也给MIT捐钱，建了一个癌症研究中心（TheDavidH.KochInstituteforIntegrativeCancerResearch）。

　　他们的想法非常有道理，现在治癌症的药会不分好坏，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一块儿杀死，这主要是药发送的方式不对，就像送信的邮递员，搞不清楚信往哪儿投，就漫天一撒，送到就送到，没送到就没送到。科赫兄弟的这个癌症研究中心，把医学和工程学结合到一起，工程学家就研究这药怎么直达患处。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问题是科学家要建实验室，运营的经费都是到政府那儿申请，但这兄弟俩又从政治上反对政府，所以结果变成了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他们出钱建的癌症研究中心，楼也建好了，却没有研究经费。政府开支减少，的确会妨碍美国的创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样的苗头。

　　美国科学研究经费开支的下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在美国，经济学研究也受到了限制。像我研究的领域是制度，属于“软”的社会科学，就更加不受重视，有些跟中国学者合作的项目现在得申请中国的经费。所以，政府的位置和作用如何设置非常重要，如果搞市场极端化肯定要妨碍创新。创新中的东西有些市场能提供一部分，有些是市场没法提供的，因此政府的作用没法取代。

　　不过，美国的竞争能力在于其大的制度框架有优势。它有学术自由，有MIT、斯坦福大学这样一些学校，也有很强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支持创新发展。但我比较担心的是，现在风险基金支持的项目都是过去积累出来的东西，已经在实验室做了10年20年，那今后20年怎么办？如果现在政府继续大规模地削减开支，20年以后，这些风险基金、私募基金来支持什么东西？

　　美国的极右翼共和党虽然不是共和党的全部，但这些极右翼实际上可能在断送美国的前程。他们对美国有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政府削减开支减弱了美国的科学创新机制；二是影响美国未来的竞争能力，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收入的不平等——这也是共和党坚决要求保留的。

　　美国现在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已经不能简单地说富人和中产阶级不一样，而是存在越来越大的鸿沟。比如在MIT，学物理的继续做物理学家还是到华尔街去做数量投资，差别太大了。学术经费在削减，而华尔街则有丰富的回报，而且几乎是不上税——缴14%的资本收益税即可。并不是说物理学家和华尔街金融家要挣得一样多，才有人去做物理学家，差10倍、20倍也会有人去做物理学家，因为物理本身非常有意思。但如果差200倍，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解决收入不平等并不需要牺牲增长。统计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实际上会从负面影响增长。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实际增长是最不好的。

　　比如说，赢者通吃这一规则，就带来负面影响。这有点像搞体育的，100米赛跑，我们都记得第一名但不记得第二名，但第一名和第二名可能只差0.0000001秒。但是因为赢者通吃，第一名就大包大揽，第二名可能差得就很远。

　　这种情况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变得更加明显。比如Facebook，十年前还有个myspace，那时候二者似乎还有竞争空间。人们觉得这个世界的市场这么大，有两家怕什么。现在绝对不是这样，要不然是你全赢，要不然就是你全输。也就是说，新技术可能有负的外部性，Facebook的经济功能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新技术的性质使得我使用这个东西，会造成你也愿意用这种东西，最后只能容纳一家公司，这就是赢者通吃——即使我不想独成一家，最后也只能是一家存在。

　　对这一现象，政府应该通过高税收进行调节，在不影响经济生产的前提下，把更多资源用于公共事业方面。

　　所以要解决美国的这方面问题要用左派思维，增进更多平等意识，多采用民主党的意见。

　　但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可能支持共和党的人比支持民主党的人略微更有钱一些，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问题在于，愿意做政治广告的人，愿意出巨资来支持竞选的人都是右派的共和党。左派并不缺钱，只是他们认为用钱去影响政治是肮脏的，在意识形态上不能自圆其说，这就导致左派影响力越来越差，政策矫正也就不能及时完成。

　　中印之长短

　　对中国我则有另外一种担心。中国将来的增长不可能靠现在这种大规模人力投资的方式完成，必须要有创新的观点。但中国的制度设计里到底能允许和鼓励多少创新？即使能鼓励创新，中国是不是还能维持现在这种经济增长的水平？我存有疑问。

　　中国现在多谈通过改革释放动力，但改革释放的能量绝对不如1978年那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大，空间也没那么大了，人均GDP的水平也比过去高了。因此通过改革释放能量，与3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80年代搞农村承包制改革，四年改革使得8亿多农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这种改革的能量简直不可想象。那时改革在释放出能量的同时，也提高了GDP和老百姓的收入，官僚高兴，老百姓也高兴，属于“帕累托最优”——让人人得利，无人失利，这是从政治上讲最好的一种状况。中国的将来肯定不是“帕累托最优”，怎么样都会有人失利，怎么都会创造出一部分人的失利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