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发展方式转变理论比较(3)

　　（四）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识不同

　　第一，对经济增长中制度的认识不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生产关系含义。制度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是经济增长对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具体形式或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确认，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制度选择中，社会生产关系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马克思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之后，社会生产关系才能达到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也就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二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方式。具体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其所有者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14]。这种结合的任何一种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都有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变化过程，当这种结合不再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时，生产力将对其做出再次选择或调整，以一种新的结合方式来代替它原有的形式。

　　在西方经济学中，制度更多地体现规则的含义。西方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规定人们选择空间和相互关系、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由非正式规则（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和正式规则（法律、法规、契约等）构成。他们对制度的定义比较宽泛，在其分析框架里，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脱离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现象。

　　第二，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才是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内，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制度变化的原因。他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达到极端对抗时，新生产力的代表就必然会利用暴力这种形式来解决这些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一种合适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不同社会方式对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和研究了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几种不同的社会方式，并对未来社会做了预测：只有未来“自由人的联合”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社会方式才最适合生产力的本性，因而也最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西方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制度系统，制度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这一思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在诺斯的体系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中，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发展是制度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演变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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