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社会保障与合理收入分配(2)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机制的引导，资源将被配置到效率最高、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部门。这样，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就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人们的劳动能力，社会机遇和家庭赡养负担上的差异，都产生了个人收入和家庭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

　　第三，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经济自发发育的成分，又和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这种政府主导性的市场机制阻碍了正常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收入分配机制也相应受到影响。比如我国的国有资产由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照搬国外的一些做法（如年薪制），使得许多改制企业一方面是企业高管月收入数万元，另一方面是职工月收入仅数百元，甚至报销不了医药费。

　　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具体讲，一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失衡。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虽然边际消费倾向高，但却没有能力消费。这就导致了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基本上低于60%，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在70%以上，甚至接近80%。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我国的宏观经济失衡，从而阻碍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出了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社会动荡。多项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居民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如何缓解和制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

　　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拉大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分化的。所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调节收入差距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多个环节入手。国际经验和研究数据都表明，社会保障和税收是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制度安排。许多国家经过社会保障调节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会趋于下降，其作用远大于税收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结构的转型中，社会保障作用独特。

　　第二，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财政投入的支撑。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例还有待提高。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28%，而德国约为32.4%，其他发达国家大多在20%甚至30%以上。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额偏小，其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已明确提出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这就需要探索建立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增加社会保障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并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第三，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尽管目前我国已从制度上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的全覆盖，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未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中。未参保的主要是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等。离开家乡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很低。另外，没有固定单位、未签劳动合同以及部分小企业不愿给员工上保险等，都使得不少人想参保却难以参保。部分低收入劳动者，由于流动性强，更在乎现实的收入，所以自己也不愿参保。由于社会保险覆盖面有限，职业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格局也不可能有效均衡。这都极大削弱了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为此，我国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更多的人群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实惠。

　　第四，完善制度设计，减少水平差异，提高统筹层次。我国的社会保障存在着城乡、行业和群体差距，进而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如在城乡居民中，存在着社会保障项目多寡与水平高低的差异。一项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的比较研究发现，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为农村居民的10.04倍，2003年这一比例为15.45倍，2005年为13.37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待遇的差距；在劳动者中，存在着有社会保险与无社会保险者的收益差异；在已纳入社会保险的劳动者群体中，存在着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等的待遇差距；在企业职工中，存在着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的职业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差异等。这些差异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未发挥收入再分配作用，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行业和群体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