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发生及意义(2)

　　从新诗合法性建构的角度看，新诗发生被描绘成这样一个过程：胡适等人声势浩大地提倡白话诗，是对传统古典诗歌的反叛，在“传统/现代”、“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前提下，以打破传统、文言诗歌标准来确立新诗的合法性，但过度强调了“新诗”的“新”，而忽略了“诗”所必须具有的审美性；而在这之后，到了郭沫若等人，则反过来重新通过强调“新诗”的“诗”性来建构其合法性，“这似乎又是一个回归的过程，从最初对‘诗’的冒犯，到‘诗’品质的重获。在‘进化’与‘循环’的交织中，新诗的发展似乎是依据艺术内在规律的、向某种‘诗’本体趋近的过程。”

　　姜涛正是对这一传统看待新诗发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将新诗的发生“描述为一种朝向某种目的运动的过程，比如‘从白话诗到新诗’”，“是对新诗发生的‘张力性结构’的忽略，把内部的紧张对话化解成‘艺术’对‘工具’的扬弃，最直接的后果是，早期新诗的特殊抱负——通过逾越‘诗’的规范，来恢复写作与现代经验间的清新关联——也很少被正面讨论。”即看到了新诗内部张力的意义，新锐性和诗意都是新诗的价值意义所在，而非一个取代另一个成为标准的价值判断。

　　这正是姜涛从“文学社会学”视角看中国新诗的发生所带来的启示，在新诗研究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的穆木天到90年代的郑敏，中国新诗已经习惯了接受普遍性的‘诗’话语的质疑，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他们质疑的其实不是‘新诗’本身，而是在上述这个线性叙述模式中建构出来的关于新诗的‘想象’。”只有还原历史的丰富性，摆脱传统“想象”的桎梏，才能真正认识新诗的发生。

　　二、新诗发生的意义——郑敏“解构主义思维方法”的反思

　　郑敏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她是诗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以诗作成名，后来更成为九叶派诗人之一，有着诗人的眼光，了解诗歌的创作；而另一方面她也是学者，1993年所写的著名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起了众多诗人、研究者的论争与反思。

　　《世纪末》一文从解构主义出发，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认识到了新诗发生期许多理论家矫枉过正、宁左勿右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新诗发生的意义，郑敏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解构主义的一大观点是反对二元对立，因此在思维方面，《世纪末》继承了这一观点，主要批判了五四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郑敏认为“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推动历史：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而这又尤其体现在诗歌领域，在胡适、陈独秀等人从诗歌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明确痛斥古典诗歌的语言及形式，甚至不容丝毫讨论的余地，最终导致白话新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也是造就了古典诗/新诗绝然的二元对立。而这思维方式也从此一直延续下去，郑敏甚至讽刺胡适、陈独秀“直到80年代他们的幽灵还一度重新游荡在中国大陆”。此外，郑敏还列举出了一对对简化了的对抗矛盾：白话文/文言文，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传统文学/革新文学，正宗文学/非正宗文学，大众诗歌/朦胧诗，革命的诗歌/小花小草摆设性的诗歌……回顾整个文坛历史就会发现，人们的确一直陷入这样一种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中，并且一直毫不犹豫地支持前一项而打倒后一项。也因此郑敏得出结论：二元对立错误思维方式的推行，导致中国的古典文化、文学、语言、文字被弃如敝屣，造成了中国现代与传统的严重断裂，这也成为一种普遍的批驳五四、批驳新诗发生的声音。

　　解构主义的另一主要观点是反对“语音中心论”，即反对口语声音第一，书面文字第二。因此在语言方面，《世纪末》一文主要批判的是全盘白话的观点。一方面，郑敏提出了她对白话适用性的质疑：“将元朝的白话文拿来作为从理论文到诗歌的创作的文字”，“难道十三、四世纪的口语就能完全胜任用以表达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郑敏也对片面地以白话口语取代口语、书面语两方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胡、陈主张用纯的白话口语代替整个语言系统，只是一种幼稚的空想”，批判了只考虑口语而忽视文学语的“口语中心论者”。而全盘白话的观点也的确影响了新诗创作，“有些诗人以对艺术的真诚尝试用白话文写诗，获得很好的效果，但仍然因为囿于白话文应当是口语，而不敢大胆创新，吸收口语以外的词汇和句型，在思路上也不敢进一步开拓”，当此时，白话文未尝不成为了新诗创作的一种禁锢，导致新诗价值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