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风雨殆将有变(2)

　　（三）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

　　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经济基础优厚，社会环境稳定。

　　纵观常州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历史文化转化成为了产生“士”阶层的沃土。春秋时期的“延陵世泽，让国家风”，象征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成为常州一地士人不可移易的精神支柱。对儒家传统的崇仰和追求，通过家传、师承、办学、交游、科第等种种途径，把士人集结成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此同时，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注意到常州士人的地域性群落分布，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专咏其盛况。他在诗中盛赞的常州士人张琦、张惠言、丁履恒、李兆洛、陆继格等都属于常州词派骨干。

　　龙城常州，历来是文化名城，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各朝各代均有名士大家在此地出生，留芳后世。自隋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常州出过1546名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2名。出过宰相15位，尚书26位，侍郎17位，都御史、总督、巡抚25位。南朝齐、梁时代，还出过萧道成、萧衍等5位皇帝。

　　到了近代，临近上海的地域因素成了常州近代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晚清以前，常州人向外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京城，其目的是为官或者求学。而近代，上海则取代了北京，成为对常州人聚集的中心。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影响和改变着整个江南地区，也影响了常州的文化。上海既是常州文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也是常州走向近代的一个助推器。在上海的影响下，常州文化从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另外，常州本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以常州词派为代表的近代文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原有府县城的政治功能开始削弱，为生产流通和生活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城市布局发生变化，近代公共和文化设施开始出现，常州人的取向也开始从做官向工商转变，常州向着一个近代化城市逐步演变。

　　因此，常州词派作为常州近代文学的重要代表，在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中不断汲取养分，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人员最众、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支文学流派。

　　二、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精神气候

　　（一）寒士心态

　　所谓“寒士”，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寒士实以在常州为典型，即“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竟，而终其身于学”。

　　具体来说，我认为常州的寒士多是指常州词派发轫时期的封建文人。他们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多表现为出身清寒、仕途失意。例如：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出身于一个屡世为儒而科名不显的清贫家庭，四岁而孤，中嘉庆四年的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末几病故，年仅四十二岁。李兆洛为嘉庆十年进士，曾官安徽凤台县知县，后弃官主讲江阴书院近二十年。周济官淮安府教授，后辞官，退隐南京春水园。董士锡为副贡生，家清贫，客游四方。庄棫先世业淮盐，为富商，后家道中落，科名仅为诸生，贫病交加，漂泊江湖。从张惠言、李兆洛到周济、庄棫，他们均总持常派风气、主盟常派词风百余年，是常州词派发轫开拓时期的核心人物。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的人要么是仕途失意的中下层官吏，要么为贫弱“苦寒”的布衣书生，称他们为“寒士”不为过。

　　时值嘉庆皇帝亲政，虽然他想广开言路，重症朝纲，但政治腐朽的态势已是人力难挽回。面对着“殆将有变”的政治境况，“寒士”阶层虽然对朝廷充满疑虑和怨愤，不满生活境遇、害怕因言致祸，但又因朝廷“广开言路”带来的机遇而期盼摆脱困境，于是，畏惧与依附，守志与用世，自恃清高与不平哀鸣……交织成为一种复杂不平的心态。这种心态，曾被张惠言物化为一个“寒蝉”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二）词学理论构建

　　常州词派是一个重视词学理论构建的词派。从张惠言、周济到谭献、陈廷焯无一不注重自己对词学的认识，正是他们不断修正、开拓自己的词学理论范畴，才使得常州词派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

　　首先是张惠言通过编选《词选》、编写《词选序》，标举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尊重词体、崇尚比兴、区别正变。所谓尊重词体，就是提高词的文学地位，加深词的文化品格，使得词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文体。崇尚比兴，即张惠言所说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感物而发。区别正变，就是以比兴雅正为准则论词，要求词的创作积极关涉现实生活，疗救词坛的空虚。其次是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他更加强调比兴寄托，认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而后谭献的“柔厚”理论和陈廷焯的“沉郁”理论，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建设渐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