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诗人周文璞生平研究(2)

　　但归隐后的生活也不是处处适意的。诗人在诗中自嘲：“谪堕归岩壑，庸凡近仆奴。”（《忆昔》）诗人酷爱读书，但“山邑少文献，有亦何自觅”。想到以前常常是“向来长安市，阅之常竟夕”的情景，不禁感叹。而且诗人的清高与山村野夫的庸俗是不相融洽的，“闭门不与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晓偶然随鹤出，野风吹折白樱桃。”（《晨起》）另外，隐逸虽是一件高雅之事，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也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所以，周文璞在归隐后一段时间后开始上书请求，“请命书盈纸，祈真泪迸珠。但能觇帝座，不恨守天厨。”（《忆昔》）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仕途。

　　周文璞的请求得到了回应，在1207年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为官经历——仕内府守藏史。笔者认为他的这次为官应与秘书省正字周南有密切关系。原因有二：一是周文璞与周南有24年的交往，且周文璞一直受到周南的赞赏。周文璞与周南的交往大约在1190年，即绍熙元年，周文璞《正字南仲祭诗》中云：“二纪获敬事，实亚衿佩行。”“二纪”也就是24年，周南卒于1213年，由此推断两人应是在1190年就开始交往。在周文璞现存的诗歌中，有《简正字南仲》、《正字南仲祭诗》、《挽正字南仲四首》和《秋晦有怀南仲正字》共七首诗记此人，可见其与周南的密切关系。周文璞的诗歌中也有提及周南对自己的称赞：“卷头七字吟，持以献我兄。称许极铢两，逢人便增评。出示巩雒跋，文字逾西京。”（《正字南仲祭诗》）二是周南所任的官职和周文璞这次所任官职有联系，是上下级的关系。周南一生有两次任秘书省正字的经历，一次是绍熙元年，即1190年，一次是开禧三年，即1207年，而且据叶适《文林郎前秘书省正字周君南仲墓志铭》记载：“两为馆职，数月止。”可见，周南这两次为官的时间都不长。周文璞是1195年左右任溧阳县丞，后遭人谗害，被贬谪五年，过起了隐居生活。综合以上两点考虑，笔者认为周文璞任内府守藏史应是在周南第二次任秘书省正字时，而且应是得到了周南的提拔和帮助。

　　据陈思《两宋名贤小集》记载：“周文璞……宁宗时仕为内府守藏史，旋以事去官，卜居于吴之凤山。”可见，由于周南此次任职的时间很短，数月便止，因此周文璞不久也辞官归隐了，隐居于杭州凤山，因山有方泉，遂以自号。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士人的避世思想反映的是个人内心的觉醒和个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如果说第一次隐居是出于被迫的话，那么，这次的隐居便是诗人自己的选择，是其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他避开现实生活，寄情于山水之间，足迹踏遍了吴中之地，和其他诗人交游唱和。《初营凤山》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归隐后的愉悦心情：

　　香草参差种，幽花逐旋移。既添醒酒石，须着放生池。春在年年好，山来处处奇。吹箫吾不解，长啸却相宜。

　　——《初营凤山》

　　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写初到凤山的作为，像屈原一样以香草、幽花为伴，像李白一样登高长啸，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表达了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后回归自然、恢复自由的真实感受。

　　周文璞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便是仕与隐。周文璞一生中两次为官，两次归隐，这其中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当时，宋室南渡给社会结构带来了重大变化。周文璞原是北方人，南迁后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生活变得不稳定，要想维持生计，就不得不通过多种方式入仕。但在当时的南宋社会，冗官已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造成了许多读书人入仕困难。周文璞虽然两次为官，但都是无品之官，社会地位低下，俸禄很少。即使如此，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周文璞还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作为自觉的行为规范，想要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继而建功立业。然而，南宋统治阶级内部求和派一直占据上风，对主战派和异己之士进行残酷的打压，诗人想要建功立业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看到了报国无门，认识到了现实社会的残酷，诗人为保持自己光明坦荡的独立人格，不得不走上了归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