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花榜评选”活动的兴起及其社会原因

　　摘 要：“花榜”活动由来已久，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了。但真正采取投票的形式，并以报纸主办的，投选出当时最受欢迎的妓女的“花榜”却始于光绪丁酉（1897）的《游戏报》。《游戏报》的“花榜”评选活动当时盛行一时，不但为报社带来巨大的效益，还形成了一时的“美女经济”。本文对《游戏报》的“花榜”评选活动进行分析，同时也从晚清民国时期的市民阶层文化特性角度作出一点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花榜；妓女；《游戏报》；市民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5--02

　　一、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盛行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存在着一些数量很大，种类很多，涉及面很广的，拥有广泛读者群且以报道低级趣味和花间新闻为主的小报，史称上海小报。上海小报盛行于19世纪末期，消失于解放初期，可以说上海小报是特定历史时间段的产物，并成为上海市民文化中一个巨大的存在。上海小报盛行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研究上海小报的发展或探究小报的涵义是一个系统性的、极具学术性的庞大工程，非笔者功力所及。本文笔者所探讨的是上海小报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活动：花榜评选。

　　二、 花榜探究

　　2.1 何为“花榜”

　　“所谓花榜就是在这种由名士品评妓女等次的风气影响下产生和兴起的。花榜的主持者和品题者多为经常出入妓院征歌选胜的名士才子……而对自己所熟悉、所赏识的妓女加以比较品评，或以名花名草比拟妓女，或以科举功名桂冠分列妓女等次，并逐一题写诗词或评语来概括妓女的特征，然后公诸于众，以为风流快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在某个社区评选和品题妓女明星的形式。”[1]

　　武舟在《中国妓女文化史》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认为花榜是对妓女进行品评，且这种形式的品评极具公众性。

　　若以现代的视角来看当年的“花榜”评选，“花榜”就有点类似于现代的选美比赛。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妓女的优劣评判标准并不是指外表的漂亮程度或者在性行为上技艺的高超，这与古代妓优不分，两者性质相近有很大的关系。

　　2.2李伯元的《游戏报》

　　提到“花榜”评选活动，便不得不提晚清报人李伯元和他的《游戏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1897 年 6月 25 日）李伯元创刊了《游戏报》。 1897 年《游戏报》首度在报纸上开花榜，借助报纸这种新的宣传媒介和带有民主意义的公众投票这种新的选举方式，花榜成为了一场全民可以参与的大规模的选美活动。李伯元在《游戏报》首开选举“花榜状元”的先河，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庸俗的欲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归于旧式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

　　2.3 由盛转衰的花榜活动

　　《游戏报》的花榜活动成为上海自有近代报纸以来由报馆所举办最成功的社会活动，花榜评选不仅使得被评选的妓女在公众视线中崭露头角，更是其身价暴涨，报纸的销量也创下了当时的新高。

　　继《游戏报》之后，《闲情报》、《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采风报》、《寓言报》等等都举办了花榜评选活动。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属《新世界报》在 1917年举行的群芳选举大会。《新世界报》这次的花榜选举，堪称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就连上海的市井小民也都参与其中。小报编辑们之所以对花榜乐此不疲也正是由于普通市民的推动，所谓有需求才会有供应，普通市民对花间新闻的热衷造就了花榜评选的市场需求，小报的编辑们只是迎合了市场顺势。花榜活动既能满足市民窥探花间生活的欲望，又能提高报纸的销量，于是也就乐此不疲地连年举办。从光绪戊戌二十四年（1898年）到二十年代中期，每年举办两次。如此大规模且频繁的花榜活动很多是基于商业目的而举办的，原本为风雅文人所推的活动变成了以金钱为目的的商业活动，花榜渐渐变了味道。有的妓女为了夺得好的名次，向小报贿赂，好让小报卖力为其宣传；也有妓女培养自己的“相好”，以便为争夺排名活动；更有游客为了捧红自己喜欢的妓女四处造势。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出最后一次花榜活动是什么时候举办的了，但可以确切查证的是花榜活动消失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纵观“花榜”活动从兴盛到衰亡过程，《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作者李楠认为“小报编者和市民读者的互动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起初，首创者的主旨虽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错位，但是，歪打正却满足了市民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编者收到了意外的经济效益。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小报编者彻底放弃了仅存的一点点士大夫的雅兴，坠入读者所营造的世俗氛围中。当世俗变为恶俗，势必引起读者的厌弃，失去读者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在一片鄙夷声中落下帷幕的命运也是必然。”[2]

　　学界的另一种说法则是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花榜也走向衰落。花榜活动采用科举排名的形式，此举迎合了晚清文人对金榜题名的渴望，同时古代的科举制度在文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花榜采用这一形式无疑使其具有了很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花榜评选对这种崇高严肃事物的模仿为其披上了一层“正经”的外衣，而其本质却是恶趣味的，这种矛盾的交织体对人民带有很大的吸引力。而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考试原本的崇高地位轰然倒塌，旧式文人曾经的希望无处寄托，科举也逐渐在人们的心中失去意义，花榜这种以科举为形式的活动也随之走向衰落。

　　以上两种说法都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人士提出的，而笔者经过资料查询以及相关书籍的翻阅也同样得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自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1897 年）李伯元举办了第一次“花榜”活动以来，由于影响盛大，引起跟风，次年至二十年代中期，频繁的“花榜”评选降低了市民阶层对于此类社会活动的热情，所谓见多不怪。但一旦原本神秘的花间生活被一次次地暴露在市民面前时，原本的好奇和兴趣也就一点点减淡了。除此以外，随着青楼妓女曝光度的提高，妓女本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叶凯蒂在其研究中国晚清民国妓女的著作中说写的：“在传统中国，青楼是妓女的生意场。而晚清以后，妇女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场合获得了空前的活动自由她们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之中。名妓们借这个空间在公众面前新鲜亮相并推销自己，上海小报的“花榜”便是之中的重要手段。”[3]随着名妓们身份由“奴籍”转为讨少数人欢心变成了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而市民阶层直接从他们的客户群范围之内被剔除，也就没有必要去迎合市民阶层的趣味。这或许也是“花榜”由盛走衰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