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中医思想渊源探微(2)

　　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认为：“疾病降临在个人的身上，由于个人是历史这出大戏的演员，所以，一个权势人物的疾病很有可能影响他的行为，从而带来它的历史后果。”[13]这句话表明，历史重要人物对疾病和治疗的观感，是会影响到历史发展的。毛泽东一生中有数次患病都是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取得了奇迹般的康复，这些中医可行的现实一定是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着他对中医的认知和态度。

　　毛泽东第一次感受到中医不可思议的功效与提出“精兵简政”政策的李鼎铭有关。历经长征到达延安的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最严重的时侯会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大大妨碍了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吃了不少西药病情却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在周边的保健医生坚决反对中医药的情况下，毛泽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力排众议，坚持服用了当时是陕北名中医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竟然胳膊很快痛感不再且能活动自如了。毛泽东对李鼎铭深表膺服，此后多次与之畅谈中医药发展，并对李鼎铭提出的中西医团结求发展的思路很是认同。还有较为典型的事例是，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游泳后不慎感冒，又发烧又咳嗽，加之受失眠的困扰病情加重，西医西药多番上阵终不见效。后在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荐举下，山东名中医刘惠民为毛泽东开出两剂中药，便药到病除很快康复。毛泽东大为感慨“中医中药好”，并从此之后指定刘惠民作为自己的保健医生之一，在出访苏联时还带上刘惠民为苏联领导人看病。在1974年底，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加深致使其双目几近失明，后经由中医专家唐由之实施了中医眼科针法“金针拔障法”，3天之后就让毛泽东重见光明可以看书了。这些患病的经历，让毛泽东看到了现代的西医之所短，传统的中医之所长。

　　此外，毛泽东身边亲密战友们被中医救治的经历，又进一步让他见证了中医的妙手回春。延安时期的李鼎铭除了给毛泽东多次治病、按摩保健、探讨中医知识和中医发展道路之外，还多次治好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徐特立、谢觉哉的病。1948年，指挥淮海战役的粟裕身体有恙，毛泽东送他几盒龟龄集便吃好了。1955年林伯渠呃逆月余不止，上海名中医章次公3剂中药治好了此项顽疾，毛泽东在听闻此事后高兴地对周边人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据此看出，毛泽东及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都亲身感受到过中医的疗效不比西医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对中医的认可和支持，他是深信中医不比西医差的。故而，在毛泽东中医思想中，是“要大力号召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药遗产”，“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4]。

　　（三）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重要的领导人，他十分关注军队的医疗卫生状况，因为这密切关系着军队的战斗力，关系着革命的前途。但在中国当时整体医疗卫生水平都十分低下的大背景下，加之又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封锁和围堵，农村根据地时期我军的西医和西药都极其地匮乏，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无奈地写到：“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15]然而，等靠要不是毛泽东的作风，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才是解决当务之急的好思路。所以，毛泽东认识到：“由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要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必须要中西都用，连民间土方也要研究，不要看不起，中西医要合作，洋医生和土医生要合作。”[16]现实也的确如此，利用根据地天赐的现成的中草药就不怕敌人的长期封锁，所以在当时井冈山的红军医院里，主要是中医尽可能多地运用自采自制的中草药土方为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们治疗，以弥补西医西药的不足。与此同时，红军医院也着力招募民间中医充实到军医队伍中来，并开设中医进修班、研究班、倡导中医师带徒弟的途径去培养自己的中医人才。

　　到了延安时期，红军中的医疗队伍有所壮大，但却出现了中医西医相互轻视的现象。这种状况如果听之任之，会不利于革命医疗队伍的团结和稳定。所以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最妥当，并在1944年明确指出：“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死亡。”[1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十分实用地从革命现实出发，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要服从于共同解决人民疾苦这个大局，孰高孰低要经由实践的检验方能体现。正是中国革命艰难险阻的斗争环境，决定了毛泽东无法轻视中医药，不得不依仗经济便利的中医药去保障红军队伍和革命力量的续存和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的西医人数也只有一两万，所以很好地团结中医仍然是保障国民卫生的不二法宝。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道：“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毛泽东是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明白在这个有着6亿人口的人民共和国里，大多拘囿于城市的西医资源是满足不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医疗需求的。所以，当政府卫生部颁布并执行了一些歧视和排斥中医的政策时，毛泽东又力挽狂澜，严肃批评和纠正了这种错误偏向，继而通过导向性的政策制度设计极大地保障和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从此之后，党和政府之内无人对中医事业发展的基调再有异议。

　　三、毛泽东中医思想渊源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