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突创说”与“渐创说”的方法论利弊

　　摘要：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并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研究。“渐创说”认为汉字是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渐创积累的；“突创说”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我们研究发现，“突创说”更与史料相符，且具广阔的研究空间，“渐创说”与史料不符，且存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方法弊端。

　　关键词：汉字起源；渐创说；突创说；甲骨金文；六书；仓颉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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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成败。由于古汉字是上古历史信息最全面、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又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神话史）的研究。因而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汉字起源观，摒弃错误的汉字起源观，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最终看到汉字起源与原理的真实状况，由此为上古史研究开辟道路。

　　一、“突创说”与“渐创说”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汉字起源观，即“突创说”和“渐创说”。所谓“突创说”即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所谓“渐创说”即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

　　1.突创说

　　汉字“突创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其典型说法是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该神话传说目前看来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史书《世本·作篇》，其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又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但后世多言仓颉而忘沮诵。又传说仓颉造字是“上天作令”并且是根据上帝所赐造字范本“丹甲青文”（《路史》）在短期内一举完成了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仓颉造字”属汉字“突创说”，这种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逐渐打入冷宫。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再提汉字“突创说”。如姜可瑜先生在《殷墟文字形成假说》[1]一文中就提出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殷墟文字体系是在短期内由少数巫史一举完成的。该文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殷墟甲骨文已达相当成熟之阶段，字数近5000个，可识者近1000个，词类句法自有规范，已能记述相当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表意体系；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体系至少需要几千年演进过程，有的还认为需要八千至一万年，然而检阅从仰韶文化到商代后期许多环节，除了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彼此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条并不存在；三是商代的“少数特权分子”是殷墟文字真正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过程，而是在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

　　李万福先生在《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2]一文中也认为：“文字很可能是突破关键之后，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来的”。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有书写符号的遗址共32处，其中殷墟符号约1500000个，约4500类；其余31个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乐都枊湾遗址，约679个，约114类；数量最少者为1个（多处遗址）。这31个遗址的所有符号加起来也不过约1446个。这就是说，从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约300年间，殷人创造出1500000个符号，而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到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其间经历4700多年，却只造出约1446个符号。合计下来，殷墟符号约占99.9%以上，其他符号约占0.1%。根据统计学原理，后者之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均可忽略不计或趋于零，故殷墟文字理当是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

　　李万福先生还运用比较法对全世界三大古老文字的起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惊异地发现：三者都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据此他指出：就像殷人迁到垣河之畔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也是迁到两河流域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的”。[3]129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它处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来龙’。但古埃及人留下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时期各个文化的堆积层，在这些遗址中，仍然只发现了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相似的简单刻划，并且数量也不多。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古埃及圣书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4]2因而有人怀疑古埃及文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3]105。这与世界文字起源神话多相吻合。世界上许多文字的起源都与天神有关。如古埃及人相信Thoth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之神，并称文字为mdw-ntr，意思是“神的语言”。印度梵文也叫“天城体”，即居住在天上城市中的梵天所创的文字，故亦名“梵文”。作为世界语言始祖的希伯来文字也传说是上帝使者摩西创造的。[5]34贵州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曰：“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休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迭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在人类文明起源神话传说中，各民族的文字起源传说几乎都与天神有关，我们应当直面这些铁的事实。

　　李万福先生还指出，渐创说往往称巫史是文字的整理者和颁布者，然而此说亦与考古学证据相悖。考古发掘证明：在洋洋大观的殷墟甲骨文之前，可供巫史整理和颁布的传统符号“寥寥无几”，以致缺乏整理和颁布的条件和价值。殷代巫史要在这寥寥无几的传统符号中整理出洋洋大观、举世闻名的甲骨文体系，那无疑是在说童话。李万福先生援引《共产党宣言》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而殷代巫史在三百年内留下的符号总数也比过去几千年留下的符号要多近千倍。这期间，不可能没有某种革命性的“突破”。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李万福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然而历史传说本身其实已经把这个“革命性的突破”说得很清楚，问题只在于我们总是把这些传说视之为假、为幻想、为先人的臆造和呓语云云。即说问题不在史料本身，而在我们对于史料的态度。如果我们总是以今天的某种“理论”和“常识”来强加于古史，对古史资料作“削足适履”的改造，使之适应我们的“理论”和“常识”，那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古史。因为我们不尊重史料、不相信史料、不就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作结论，这就等于我们没有史料，只有我们头脑中的“理论”和“常识”。然而凭借这些与史料不符的“理论”和“常识”，我们是看不到史料本身反映的客观事实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必需立足史料本身所描绘的古史环境、运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例如史料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仓颉造的，而仓颉造字又是“上天作令”，即是上帝赐给仓颉造字范本“丹甲青文”，仓颉根据这个造字范本创造了最早的古汉字体系。对此，无论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史料本身的客观记载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如此，考古证据也与神话传说是相应的，这样我们就更加应当尊重史料，遵循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得结论，而不能用我们的“怀疑”、“理论”、“常识”来代替古史，并建立一套符合于我们的理论但却纯属臆想的古史。假如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生活在臆造的史学天地中的史学家，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中的史学家。